那些不上班的写作者
来源：豆瓣@氦一五
作者：明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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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生活都是万千生活中的一种，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一种而贬低另一种呢？
年前，我开始做一个“自由创作者”的选题，找到了三位来自不同地方的自由创作者，她们都是女性，也都在这段自由的时间里坚持写作，我试图找寻她们身上一些更深层次的共性。
她们中有人保持这样自由的状态已经多年，目前依然如此；有的人准备暂时放下这样的状态，寻找另一种形式的生活；还有人和我的态度类似，有一种矛盾却向往的态度。
无论是哪一种生活，就像是《瓦尔登湖》里说到的，“亲爱的孩子，所有的生活都是万千生活中的一种，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一种而贬低另一种呢？”
它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记录这些不同的生活，在我看来，却最有意义。
袁玮
杭州，自由创作者
“每年5月之前，山上会开杜鹃”
冬天的时候杭州下雪了，袁玮从屋外拿了一捧雪回来，捏了个小冰人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她将两大块杉木整板拼在一起，刷了一遍木蜡油，就成了书桌。
桌上摆着印版画用的油墨和大理石板，电脑和日历，仔细点去看，还有许多版画工具、装笔的盘子、刻刀等等。
在她家里，很多的家具都是她自己做的，书桌、餐桌、以及她称之为“餐厅的宝座”的木凳，房子以前的主人是一对国外夫妇，他们买了很多木料在家做家具，他们走后，剩下的木料都由袁玮承包。
几年前的一个纪录片里，我就见过袁玮这座在杭州茶山上的院子。它坐落在半山腰，整个村庄依山而建，她住在村子最高处。
出了院门，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两边是明亮低矮的石头房子，她拖着一大束花枝从山上走下来，像意大利小镇深处的画面。
她后来说那是杜鹃花，每年5月之前，山上会开杜鹃。
袁玮自己做的书桌
袁玮捏的小冰人儿
追溯她自由的状态，也许需要漫长的一段讲述，但说起来也就几句话，“22岁到25岁正儿八经地工作，25岁到26岁开了两家店，26岁就什么都不干了。”
这些时间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坐标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她少年时站在西单天桥上听那些各地来的流浪汉们唱着歌，自由的状态就开始了。
她先在媒体工作，而后开店，“不想讨好读者”、“对丝巾怎么搭配这种选题没兴趣”、“卖东西还不如装修有快感”…...
很多个人化的原因，让她远离日常意义上的朝九晚五。
26岁的最后一段时光，她在北京过得混乱又迷茫，揣着口袋里仅剩的16块钱和朋友出去吃饭喝酒，“一个星期后，身上还剩16块。”
从北京离开后，她先去了云南。
在大理那段时间，她每天中午起床，跳到洱海里游泳，起来坐在岸边把自己晾干。阳光很好，她黑得很快。
有时候也在院子里写小说，写累了，就抽根烟。
“有一天我突然关注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咦？我为什么既没有开心的感觉也没有失落的感觉。我当时发现了这种状态就觉得，世界好大，我还有机会走更远。”
2011年袁玮在云南
几番周折她去了杭州，在茶山上找到一个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袁玮每天的生活很简单，写诗、画画、看书、刻版画，有时也会一边刻版画一边看电视。
几乎不出家门，一天的时间被分布成起床、洗澡、收拾房间、弄点吃的、工作，然后吃晚饭、再工作、直到睡觉。
她作息并不规律，“作息规律是统治者的迷信”，因此晚饭的时间也不固定。
每日晚饭各异，很多食材是朋友从各地寄来的，汕头的鱼册、湖南的辣板鱼、四川的香辣肠、杭州的咸肉…
她把各式菜肴拍下来，命名为《神学是一场写真》。
在她看来，人们把未知科学统称为神学，厨房是家庭中出现化学、物理最高的地方，但主妇并不懂这些，因此称为“神学”。
“神学是一场写真”20180217
袁玮在厨房里
她在工作上随遇而安，写诗不挣钱，版画也是从去年才开始做，也会接点零工，做些小活儿，还因为兴趣做过几年职业占星师。
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发出现，她也就任由它们随意长着。
去年，她为【正午故事】里的很多文章做插图版画，其中两本出版的合辑也用她的版画作品当封面。
“大概是叶三哪根筋搭错了，我从11月13号开始刻版画，25号就被叫着筹备正午的封面版画。”
她和叶三在新疆的一次活动认识，由于性情相近，她们很快成为朋友，而后去喀什采访也一直一起聊天。
“她说了我就懂，我去画去写，她选，很合拍。我非常喜欢叶三的性格，我猜她也挺喜欢我。”
她的版画有一种肃穆却荒诞的气息，有一幅画是一个武工队一样的女孩在阁楼下挥着铁铲，画名叫《今天天气好，我要埋掉我叔叔》。
“有钱的时候买30块钱一张纸画画，没钱时候买1块5一张纸画，再没钱就找纸盒子画，喜欢画画怎么不能画啊？反正对抗生存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并不困难。”
微信上她叫“一大群袁玮“，袁玮不是一个人，由一个蓬勃的原点爆发，而后裂变出各式的。她远远地站在后面，这一大群人，有的画画，有的写诗，有的锯木头…...她准备看看，她们还会干点什么。
袁玮版画作品《死亡日记》系列
梅冬陈
西雅图，自由编辑
“那天天气不错，他们拿着花走在路上，就很美好”
“纸托邦”是美国人Eric建立的一个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线上联盟，他是将王小波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个外国人，他的妻子梅冬陈2015年开始，和他一起成为了自由职业者。
他们做出版活动、翻译项目，也买书做出版，除了帮丈夫处理一些工作外，她也会零散地与出版社合作，做编辑或者接一些翻译。
在此之前，她在北京上了四年班，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编辑。
在“有结构的体系内”工作让她感到压力，甚至迟到都成为具有负罪感的事。辞职的念头在脑海里徘徊了两年，终于在Eric工作量增加需要帮助时，她决定辞职。
虽然注册了一个公司，他们依然定义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一些合作更方便。
不论中美差异多大，在译者的生存状况这一点上，却意外地统一。不论是梅冬陈作为一个曾经的出版编辑来看，还是根据Eric各个译者朋友普遍的状况。文学译者的财务状况普遍都“并不怎么样”，“即使是最棒的译者，拥有各种资源，不会有日常生活的压力，也都不会有太多存款。”
梅冬陈说的是国外的译者，中国译者的状况更堪忧。我们说到黄灿然，目前中国最有名的文学译者，依然在深圳的一个小镇上生活，生活并不富裕。
他们在北京时住在白塔寺旁边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晚上在家有时放电影，便叫上住在隔壁的朋友一起看。
《人物》杂志采访Eric
梅冬陈与丈夫Eric
2016年底，他们从北京搬到西雅图。
他们都在家上班，但彼此不在工作时相互打扰。她的书桌在卧室里，左手边有一个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邻家的街巷。站在Eric的书桌前，可以看到连绵的山云与树林，所以他们有时会为书房的桌子谁用争论一番。
早上八点到十点，是她固定的写作时间，做编辑时写东西只为工作，反倒辞职后，参加了写作兴趣班，她会写些诗歌与小说。
她的诗歌有灵气，充满了一种独特的语感和不知从哪里来的乡野气息，一种野蛮却被压抑着的生动。最早，我也是通过写诗才认识了她。
这段时间里，她有时写上几千字，有时也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在她看来，生活中依然需要一些“结构性支撑”，写作的时间被固定下来，对于她来说是很必要的事。
午饭后的时间她主要用来处理手头上的工作，目前她手头上有一两个翻译项目、跟两本书、一本国内杂志的流程管理，偶尔也会管管账。
华盛顿大学离她家很近，她有时也会去校图书馆看书写作
梅冬陈在家中的办公书桌
西雅图的物价比北京高很多，他们的压力也比在北京时大一些。
虽然对于自由出版人的选择有所准备，对于译者的生存状况也非常了解。现实生活依然具体，一餐一饭所具备的摧毁力，有时大于文学中的所有震撼词句。
生活在国外、资源在国内的状况有些限制她，梅冬陈在采访中说，也许之后会换一种状态工作。
她最近在学画画，准备拿到绿卡后找个全职工作去做设计，“简单的全职工作，可能会更适合现在的我”。
她和Eric前段时间在西雅图补办了一个婚礼，仪式不大，那天天气不错，他们穿着大衣走在路上，朋友们拿着吉他与鲜花，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梅冬陈与Eric在西雅图的婚礼
薇卡
深圳，编剧
“就像是因为这个人是个好人就跟他结了婚”
我和薇卡再一次见面是在一年后，在此之前，我们有五年没见了。
年后时，我因开会到了海南，她是海南人，过年归家，便从东方坐动车去琼海来找我。她带来青芒果和虾酱，我们坐在阳台边用青芒蘸虾酱，海风有些大，我们一边吃一边说话。
她跟我讲到自己最近写的剧本，深圳三代人的故事，老一代偷渡过港的情侣、在米兰掉了一袋裸钻的代购者…她慢慢地讲，而后开始分析故事文本衔接的不足，表情很专注。
如果不说，大概想不到她之前做过好几年的时尚杂志编辑，更想不到她之后颠沛流离的职业生涯。
在深圳罗湖最著名的宝石加工聚集地，和别人商量着怎么为钻戒公司出品牌方案；在公司上班时，和朋友们合伙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早晨六点出门，凌晨一点才回家…...
我们聊天的阳台
去年正式辞职后，薇卡从深南大道搬到了梧桐山。梧桐山在深圳算郊区，与香港新界山脉相连、溪水相通，虽然离市区远，风景却好。
她保留着从前上班总会提前起床的习惯，每天七点多起床去山上走一圈，她住的房子在半山腰，出门就有供行人上山的步道。
等她从山上下来，天大亮了，她会拐去就近的市场里买蔬菜和水果，顺便跟熟悉的摊主聊聊天。
去年，她接到了朋友介绍的剧本项目，由于所需的工作量很大，她就将手头上的全职工作辞去了，“我做事投入度很高，如果是喜欢的事情，我必须百分百投入”。
后来手头上的剧本项目，因为资方的原因不得不停下来，她却没有再回去上班。
“为了收入去上班，无法最大程度实现我的梦想，就像是因为这个人是个好人就跟他结了婚，耽误了他，自己也不痛快。”
梧桐山与她的早餐
回顾这几年的职业生涯，她曾有一段时间不再从事文字工作，却依然保持着对写作极为纯粹的热情。
在她离开主流媒体很久后，有一个杂志和她约稿，对方只是草草说了选题，她觉都没睡凌晨四点赶出来，早晨编辑收到稿子，告诉她可能需要的是另一种风格，她两小时之内又交了稿。
“对文字这种记录形式的热爱，在我远离了杂志和编辑以后，依然很强烈地存在着，我是真的很喜欢它。"
现实依然残酷，她依然需要寻找妥帖方式，她一边坚持，一边也有点泄气。
“那一次在水贝，我和几个人在一个很破旧的小楼里，商量着为一个钻戒公司出品牌方案，同来的几个人有一位和我的境遇竟相同，他曾给LV画手稿，是很有天分的插图者，大家在这里认识，有些伤感，却又奇妙。”
她说的情景让我想到了《色戒》里易先生给王佳芝买粉钻的地方。
狭小逼仄的小楼，灰暗的白炽灯照着镶钻戒指，昂贵之中也有一种日常感。但在这个场景里，却有一些不同于此的亮光在角落，像是理想主义的微弱光芒，却比这个字眼更平易。
她并不认为自己这样做多难得，只是觉得也并无不可。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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