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文凤，华文广告界的“千眼千手观音”

文稿源自：华文广告口述历史

当必然遇见偶然！

有人说：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看似偶然，却是必然。似乎所有遇见，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而我们称之为缘分、命运、定数、际遇，有可能全部都是“命中注定”。

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莫言先生曾说过：“人有四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简而言之就是既来之则安之，随遇而安而已！我现在正步入感悟人生的最后一里路，蓦然回首，竟然发现在我生命里，“必然和偶然”不时巧妙地相遇。

起初我会怀疑世界上那有这么多的巧合，见怪不怪之后，也得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纪文凤

前言：生命的火光

在华语广告界中，有这样一位女性，她以炽热的信念为翼，以无畏的实干为火，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一次次涅槃重生。她不是聚光灯下短暂闪耀的明星，而是历经风雨、始终挺立潮头的“火凤凰”——纪文凤。她跨越半个世纪的心路回响，在广告、商业、慈善与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座沟通理想与现实的“心桥”，将生命化为一片旷野。

纪文凤的人生是一场精彩的旅程，也是一个传奇。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她先入广告行业，又投身廉政公署，却在尝试过后发觉这并非其理想的状态，于是毅然转身，将激情注入广告事业中。1978年，她与伙伴创立精英广告，从自己投入五万元起步，其他两位股东投入更多，带领十二人团队在狭小办公室中开始梦想的征程。她写下的“维他奶，点只汽水咁简单”，不仅重塑了一个品牌的灵魂，更成为一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她为张国荣打造“大家乐，为你做足一百分”广告，则定格了华语流行文化的经典瞬间。她的广告从不只是销售话术，而是对时代情绪的精准捕捉与回应。

然而，广告行业的成就不能概括她一生的精彩。

1995年，她选择转身投入“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以另一种方式服务社会。这一转变实现了一种升华——从商业成功走向社会价值的实现。1998年，她加盟香港新世界集团，北上投资，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继续践行“为中国做点事”的初心。在《北上十年》中，她以真诚笔触记录大陆投资的沉浮感悟，不避讳“港商”“外商”身份认同的尴尬，也不掩饰对不规范竞争的“困扰”，但也正是这份坦诚，才构建起了信任的桥梁。

“火凤凰”善意的星火仍在蔓延。纪文凤女士2007年创办无止桥慈善基金，为偏远农村架起改善民生之桥；
2014年策划“协青街舞剧”，用艺术唤醒边沿青年的自信；
2018年创立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以创新方式传承中华文化。
她将广告人的创意与使命感，延伸至社会最需要的角落。
她说：“不怕别人利用，只要利用我去做好事的，我都会去做。”这份纯粹的善意，正是她人格最动人的底色。

今日之纪文凤，已超越“广告人”的标签。她是企业家、慈善家、文化推手，更是连接香港与大陆、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桥梁”。她的故事，她的每一次转身，都带着对时代命题的深切回应。

纪老师在她温馨的家中亲切地招待了我们，还为我们准备了精致的点心，在交谈中展现出广告人的光辉和温热的力量。本次采访，我们不仅试图还原一位传奇女性的职业轨迹，更希望挖掘她背后的精神密码：是什么带领她“广招四方客，告及万众友”？是什么使她步入深山架起桥梁？答案，或许就藏在她那句朴素的信念里——“一切凭着良心来干”。

在纪老师身上我们看见了何为人生的旷野，她不仅奔跑，也为他人种下玫瑰。其炽热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在时代洪流中燃烧出不灭的光芒，跨过一座座桥梁，照耀在很多人身上。

成长经历及启蒙

回看童年，您是否发现自己在创意方面具有天赋？ 

纪文凤：

小时候并不会意识到“天赋”这件事，我当时只有两个梦想：

一是做老师，觉得老师教书育人很伟大，根本原因也是我喜欢念书。但我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从我呱呱落地那刻，我的人生就充满戏剧性，这段经历反而更激发了我的学习欲望。我的祖籍是潮州，家里重男轻女，我已有两个姐姐在前，嫲嫲（奶奶）从汕头跑到香港要抱男孙。谁知道生出是个“蚀本货”，气得几乎把我掉落街，几经辛苦爸爸把我留下来，原本改了名字叫文龙，唯有“偷龙转凤”，变成文凤。姐姐可以上幼稚园，我只能在家里看着街上的货车招牌，自己学着写字。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直到6岁上小学一年级之前，都一直被要求扮成男孩子。

二是做画家，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或许也是受潜意识的影响，我一年级时画的第一幅获奖作品，就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画画也可以算是早年一种创意的表达方式，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创意或广告这些“时髦”的概念。

男孩打扮的纪文凤（右）和二家姐（左）童年时期的合照

狮子山下精神：
勤奋拼搏、自强不息、同舟共济

面对家庭的因素，您是如何坚持学业的？ 

纪文凤：

我主要靠自力更生完成了学业。

在那个年代，一般都不给女孩子念大学，所以我必须半工半读，读大学时好辛苦。不过这也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狮子山下精神”——你想要什么，就必须靠自己去努力争取，而不是等待父母赚了钱给你花。这种磨炼，也造就了我在七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进入极少女性从事的广告行业。我大学毕业一年后，才用自己赚的钱买了人生第一块手表，才第一次实现了年轻人去“新马泰”旅游的梦想。大学三年，前两年我都是一下课就去上班，当时我是在一个洋行帮公司画一些商品和时装样本。

纪文凤（左）二十岁在香港大学念书时期与二家姐（右）的合照

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您主修的是什么专业？

纪文凤：

我本来非常想念建筑系（Architecture），但是它需要五年才能毕业，而且课程繁重，基本没有时间让我半工半读，所以选择了地理系（Geography），心想这样至少可以“画地图”。此外，我还修读了中文和考古学。

这段半工半读时绘制样品图的经历，为您的广告生涯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纪文凤：

在洋行兼职时，我算是做创意的，我将时装样本画出来交给代理参考，方便订购。

投身广告行业

您在入行前，对广告行业有怎样的印象？ 

纪文凤：

几乎没有任何概念。当时对广告的全部认知，都来自于街头巷尾的那些小广告，比如“印度神油”之类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我后来告诉父母我要进入广告行业时，他们非常反对，以为我要去街角写那些他们眼中的“不正经”广告。他们还是希望我去做老师，然后早点结婚嫁人。

早年的广告都很直白也很写实

您入行时香港广告业的生态又是怎样的？

纪文凤：

70年代的香港广告业是“男生为本，老外为主”，女性从业的机会很少。广告是舶来品，整个行业是从西方传入的，香港本地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当时行业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广告都是老板亲自出镜，直白地推销产品，直白地告诉你：“你买我的产品，还介绍自己的宝号和名字”，形式和手法均十分老土。

后来我发现，这种直白式的广告模式，和我后来初次去台湾、大陆看到的广告非常相似。比如当时大陆的广告非常写实，一个洗衣机广告，会拍所有邻居都带着艳羡的目光跑过来看这台洗衣机，非常生活化。

其实追溯历史，大陆广告的萌芽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当时就已经非常超前。但后来因为历史原因，资本主义商业模式暂停了一段时期。这给了香港机会，让香港的广告业领先发展起来。可以说香港当年的广告发展，大概领先了台湾市场20年、大陆市场30年左右。正因如此，我们那一代广告人，将这些经验带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和大陆市场，这对整个大中华区的广告行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明报》1992年星期日特刊

2013 年新世界集团赞助的新年烟花汇演

您认为进入广告业是您的“命中注定”？ 

纪文凤：

是的，我相信是命中注定。香港有个外号“铁算盘”的著名命理学家董慕节先生，曾给我批过两句命理：“广招四方客，告及万众友”，前两个字拼起来就是“广告”。现在回想，我们的商业本质，整个业务的主体就是四方客，我不是做普通的广告，我是做multinational（跨国的）国际广告公司。“告及万众友”，“告及”是透过大众传媒宣传，“万众友”是面向群众消费者，就是我做的广告特色。

专业能力的磨砺与精进

您最早又是如何开启自己的广告职业生涯的呢？

纪文凤：

我的启蒙恩师是谢宏中（Philip Tse）先生，他后来也自己创办了恒美广告公司。我是稀里糊涂地就开始了这份工作。

当时他给我的职衔是“Copywriter”（文案），我起初以为是抄写的工作。因为我字写的很好看，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写广告文案。当时我所处的“广告时代”，还是口号（Slogan）的时代，核心就是用一句话的讯息（Message）来沟通。我的学习过程绝不容易，公司里大部分是外国人，我写完中文文案后，还要翻译出来向他们解释。不过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领悟到了文案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贵精不贵多。你不能想着用三千字去表达，而是要浓缩成五个字，就要传递出整个概念的核心。如何留下最精华的部分去打动人心，是我当时最大的功课。

受用一生的教义：
没有胆量,就没有荣耀（No guts, no glory）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对您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又有何影响？

纪文凤：

关于我的启蒙老师，其实并没有一个系统的“培养”过程，我早期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靠“苦学”——自己在一旁观察和摸索。

对我影响最深远的，应该是我在Y&R（威雅广告公司）的上司Manny Perez先生。他是一位美国人，和他太太一起来到香港。他教给了我受用一生、也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没有胆量，就没有荣耀（No guts, no glory）。他告诉我，写东西不要瞻前顾后，只要你觉得是对的，就放胆去做。

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也是对我后来做领导者启发最深的一点，就是他敢于为下属承担责任。他会放手让我们去尝试，然后说：“别担心（No worry），出了任何问题，责任由我来负。” 这份担当，让我后来在领导自己公司时，也一直秉持着同样的信念。

我常常对我的同事说，我教你们做事，其实也是在教你们学做人。在公司里，任何人的贡献都应该被看到，我们要懂得表示赞赏（Show appreciation）。比如一份文案写得让我很满意，我一定会当面夸奖他：“诶，你写得很好！” 然后公开认可，认可（Recognition）才能给予员工应得的荣誉感。当然，光有荣誉感还不够，大家还要吃饭，所以实际的奖励（Reward）和加薪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广告行业是很劳心劳力的，人才流动性非常大。你辛苦培养一个人，可能隔壁公司用双倍薪水就把他挖走了，这种“踩过界”（跳槽）的情况是家常便饭。所以，做广告的人，心胸也因此变得很开阔。我不去挖别人的人，但别人会来挖我的人，这是行业常态。这也造就了香港广告圈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平日里大家都是朋友，见面会互相问好；可一旦到了比稿的时候，我们就是“敌人”，明天我必须在提案中击败你，因为五个方案里只有一个胜利者。但工作一结束，走出会议室，我们又可以一起喝酒聊天。

那个年代的广告人关系真的很好。我们公司当时在铜锣湾新宁道，对面就是麦肯华美广告（McCann）。常常到了半夜三点，我们看到对面公司的灯还亮着，就会打个电话过去开玩笑：“喂，还没收工啊？” 大家可能正在为同一个客户比稿，但言语间却充满了同情。等到凌晨五六点，距离早上九点的提案时间越来越近，大家就都开始焦虑了。这时，我们甚至会跨越街道，一起苦中作乐地合唱叶倩文的那首《黎明不要来》。

我们再回到您作为新人时，遇到过最大的挑战有哪些？ 

纪文凤：

我作为文案新人时，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向客户做提案（Presentation）。

创作者通常会觉得自己的点子是最好的，不容许他人批评，总想据理力争。我还记得，那时我初出茅庐，向一位重要的客户老板提案。当他对我的方案提出一点异议时，我立刻就表明说这个不行。

突然间我感觉到桌下有人在踢我的脚，原来是我的客户总监。提案结束后，他立刻把我拉到一边，严厉地用粤语教训我：“小姐，你怎么可以什么都是你对的吗？你听得到客人讲的事情吗？” 他接着说：“你要知道，你并不总是全对的。他是客户，他已经对你的方案给了九个‘OK’，你总得给他面子，你就给他一个‘OK’会怎样”？

回想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苦中作乐”吧！当时我也非常生气，心想你为什么要踢我？但是这件事让我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学会“做人”也很重要。

同时为了保持创意的源泉，我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午餐或晚餐，我一定会和非广告行业的朋友一起吃。我不希望自己的社交圈子过于单一。我曾在专栏书里写过《霸王别姬》那位台湾出品人邱复生先生的故事。他喜欢请客吃饭，设定一个话题让大家发表意见。很多人说完就走了，但他自己会从中筛选出那些闪光的想法（Good idea），并把这些想法变成他“事业”的资本。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广告。你需要不断学习新东西，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比如，我自己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我要接香烟或洋酒的广告，就必须去倾听目标受众（Target Audience）的心声，理解他们的感受。所以，广泛的社交圈和深入的调研（Research）也至关重要。

惜才初心始终未变：
34年后再续前缘

面对压力和挑战，这个行业依然能吸引着您的原因又有哪些？

纪文凤：

怎么说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做得很好，并且找到了成就感时，你自然就会一直走下去。

我30岁开始经营自己的广告公司。作为老板，我常常会遇到同事来辞职。我从不强行挽留，只会问一个核心问题：“你在这里工作，开心吗？” 如果他回答“开心”，那就有留下的基础；如果他说“不开心”，我反而会劝他离开。因为当一个人不开心时，继续下去就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做任何事，首先要有热情（Passion），其次要真心喜欢（Enjoy it）。如果你只是在苦干，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做苦工，那我宁愿请你离开。

当然，也有很现实的情况。有些同事会说：“我舍不得走，但别的公司给我加薪100%。” 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只能放手。这是现实，对方用一年的时间赚到了两年的钱，作为老板，我不可能一下子给他加薪100%。做管理者需要平衡，如果因为他一个人而给所有人都大幅加薪，公司可能就要破产了。所以，只能让他去新的环境学习和成长。

说到挽留人才，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在《乜都有哲学》书里也写过，关于我和吴文芳先生。我们曾失散了34年。1987年时，他决定离开我的广告公司去JWT（智威汤逊），我当时极力挽留他，甚至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对他说：“任何时候，只要你不开心了，随时都可以回来，薪水你来定。” 我没想到，一个大男生竟然把我写的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三十多年，珍藏在他的广告大作《瘾》的末尾，我翻阅此书后见到该信惊喜又感动。也正是因为这份情谊，我们后来又重新开始了合作：共同主持香港电台的《乜都有哲学》节目。人生中，就是充满了这样好玩又奇妙的事情。

《乜都有哲学》新书讲座2022

我做广告的信条：
Finished by yesterday（昨天就该完成）

您又是如何认定自己真正适合广告这个行业的呢？

纪文凤：

这个过程充满了自我检讨和摸索。我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做事讲求原则和诚信（Principle and Integrity）。但当时很多人都说广告是“骗人的”，劝人消费，“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内心挣扎。后来我甚至一度离开了广告业，去廉政公署（ICAC）工作了11个月，希望能做一些更有使命感的事，负责社区关系和肃贪倡廉的宣传工作。但在那里我发现自己完全无法适应政府机构缓慢的办事效率，一个去年的项目可以积压到现在还没人处理。这与我过去做广告的信条是Finished by yesterday（昨天就该完成），怎么可以一件事拖一年呢？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最终确认，高效率、快节奏的广告行业才是真正适合我的地方。不过后来，在我行走江湖，游走大陆做广告和投资时(特别是早期国家改革开放初期),ICAC这个肃贪倡廉的金字招牌就成了我的护身符。

在创业之前，您肯定也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能够独当一面的？

纪文凤：

真正开始独当一面，应该就是从我30岁创办广告公司开始。有些能力真的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公司初创时只有12名员工，大家分工明确。你是负责创意和写文案的，那这个领域的责任就必须由你一力承担起来。

其实我本来并不想创业。当时我刚从廉政公署（ICAC）出来，因为觉得那里做事效率太低，很不开心，于是就对外放风想重回广告圈。很多公司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其中，一位广告朋友Martin Li李秉汉找到我，力邀我一同创业。我当时拒绝了，我说：“打工舒服多了，何必自己创业那么冒险？” 但他几乎是恳求我，他说：“求求妳呀！我已经40岁了，再不创业就太老了。妳就当助我一臂之力。就算失败了，以妳的能力，出去还是有大把人抢着要你。”

1978年精英广告（ People Advertising ) 新成立，前排六位都是合作伙伴和股东
（前排六位自左向右依次为Ranjan Isaac、李秉汉、黄宇雄、纪文凤、伍洲宁、施养德）

他这番话打动了我，我觉得就当是帮他一把，所以就加入了。但创业的艰辛远超想象，我们头6个月都发不出工资，全靠每个股东自己的积蓄在硬撑，而我同时还要照顾家里的父母。

说个题外话，我们公司的中文名“精英广告”，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源自我的合伙人养的一匹赛马的名字。所以，我们的创业本身，就好像一次赌注。创业初期生意惨淡，好几个月都接不到一个客户。当时香港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国际广告公司（International Agency），我们这种没有国际背景的小公司，生存非常艰难。

直到我们拿下了第一个重要客户：蓝罐曲奇，公司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我为它创作的那句广告语，不要带着两梳香蕉去探人（意指“探人要带手信，不能两手空空”），就是我们事业的起点。

代表作及其背后的故事
用幽默化解文化的尴尬

您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代表作蓝罐曲奇《两梳蕉》广告是如何诞生的？ 

纪文凤：

蓝罐曲奇当时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文化难题。它的包装是蓝色的铁罐，而在香港当时的传统观念里，这种蓝色被称为“死人蓝”，通常和丧礼联系在一起，寓意非常不吉利。但矛盾的是，香港人过年又特别喜欢用它来送礼。因为它够大罐，送出去显得体面，里面的曲奇也好吃。香港过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Pass around——我今天送给你，你明天要去别人家拜年，又会把它提走送给下家。

我的创意切入点，就是利用幽默（Humor）来化解这种文化上的尴尬。我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当时香港社会还比较穷，很多人喜欢去别人家串门子，名义上是探望你，实际上是来“蹭饭吃”。更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是，他们常常两手空空地来，吃完就走。在非常讲究“意头”的香港，这叫“手空空”，寓意不好。

这里还有一个语言上的细节。在粤语里，“空”也可以说成“吉”，比如空房子叫“吉屋”，取“大吉大利”的好兆头。但“手空空”的“空”又不好听。基于这个洞察，我就想到了一个幽默的表达——“你不要带着两串香蕉就去探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探访别人，你应该懂得带手信。

那么，带什么手信最合适呢？答案自然就是我们的蓝罐曲奇。这句广告语后来成了一句口头禅，大家开玩笑时都会说：“怎么，今天就带了两串香蕉来啊？” 就这样，我们成功地用幽默化解了产品的负面联想。

蓝罐曲奇《两梳蕉》广告片截图

广告创意必须是“有规范的创意”（Disciplined Creativity）

您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您觉得一个好的创意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和寻找这样的创意？

纪文凤：

我常常说，我曾经想做一名艺术家。艺术家的创作是没有框架的，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但广告不同，广告创意必须是“有规范的创意”（Disciplined Creativity）。

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你的创意不能是凭空想象的，而是要在一个给定的“框架”（Grid）内进行思考和创作。这个框架包含了许多限制性因素，比如，目标受众（Target Audience）——你要对谁说话？他们的年龄、收入、兴趣、消费行为是怎样的？竞争对手（Competitor）——你的对手是谁？你要如何与他们竞争？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讲的“性价比”，你的价格和对手相比有什么优势？还有就是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这是Ted Bates（达彼思）广告公司创的，要有独特的优势和卖点。

所以，广告创意不是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要戴着镣铐跳舞。你必须在充分理解这些框架和规则之后，才能“对症下药”，创意不可随意。

除了您自己创作的作品，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否还有哪些是您参与解决的、印象深刻的行业案例？

纪文凤：

当然，做广告有很多趣事。

第一个是 “金莎巧克力”（Ferrero Rocher） 的广告。这个广告的创意来自我的同事伍洲宁，我也深度参与了制作环节。当时我们作为创意总监，这个广告投入了三十多万的制作费，媒体投放费用则高达三百万。这广告的创意非常幽默：一位女士向神父告解，说自己独享了一整盒金莎巧克力，充满罪恶感。镜头一转，听完告解的神父自己也偷偷跑去吃，并向另一位更高级的神父告解。

金莎巧克力广告

这个创意本身非常出色，因为神父也是凡人。但问题出在，当时香港电检处（TELA）的负责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认为这是对宗教的亵渎（Blasphemy），下令禁止广告播出。这对公司来说是致命的打击，钱已经花了，如果不能播出，客户不会付钱，公司就要面临破产。为了挽回损失，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去做公关游说（Lobby）。我几乎是天天跑教会求助，终于找到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神父，向他陈述利害：“我公司真的要倒闭了，您一定要帮帮我。”最终，他被我的诚意打动，帮忙向教区内的所有神父、修女中做了一次调研，询问他们是否觉得这个广告有冒犯性。结果显示，大家并不觉得被冒犯，反而认为很有趣。就这样，在被禁一年后，这则广告终于在第二年成功播出。

第二个是 “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 Card） 的案例。当时奥美广告为客户美国运通卡在《人民日报》策划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整版广告——整个版面几乎是空白的，中间只有一张卡和一句广告语。这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形式在当时是全球首创。但《人民日报》的编辑部驳回了这个方案。他们的理由：在那个年代，报纸是老百姓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读报是晚饭后最大的消遣！你搞一个大白版是“浪费资源”。我当时是中国4A广告公司协会的主席，就义务去帮忙沟通，反复争取。最终的妥协结果是：广告可以登，但只能登半页（Half Page）。虽然视觉冲击力打了一点折扣，但至少保住了一半的创意，也算是一次成功的博弈。

“维他奶”也是您作品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之一。
在当时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这个广告方案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纪文凤：

广告创意源于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集思广益任何天马空的想法都可能成为关键。维他奶当时面临一个核心的定位挑战：它的创始人罗桂祥老先生的初衷，是为战后贫困的民众提供一种有营养的饮品，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豆奶并不是“奶”。而在消费者心目中，尤其是青少年，他们正处于叛逆期，觉得牛奶是妈妈才会要求喝的东西，一点都不“酷”，他们更喜欢可口可乐这样的时尚汽水。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避开“奶”的传统概念，将其重新定位为一款“汽水”（Soft Drink）。但它又不是普通的汽水，因为它含有普通汽水所没有的营养，甚至不像可乐那样含有让人担忧的咖啡因。我们的核心信息是：我是一款汽水，但我是一款“不简单”的汽水。

基于这个洞察，我最初写下的广告语是“唔止係汽水咁简单”（不止是汽水这么简单）。后来，在与黄霑先生合作制作广告歌（Jingle）时，他提出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修改。他从音律的角度分析，“点”字的发音比“唔”字更高亢、更响亮，更能引人注意。于是，“点止汽水咁简单” 这句经典广告语就此诞生。黄霑先生虽然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但他对这句话的贡献是巨大的。创意有时候需要冒险，你不能总想着讨好所有人，你不够胆去做，你就什么都做不成。

维他奶“点止汽水咁简单”广告

圆梦教坛与行业传承

在此之前，您从1974年开始也有过一段在香港浸会书院（现香港浸会大学）任教经历，它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纪文凤：

1974年的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首先，它圆了我做老师的心愿。
其次，因为我自己也并非科班出身，这段经历也迫使我“边教边学”，教学相长。

我的教学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门课由我亲自讲授理论知识；另一门课则采用类似“哈佛案例分析”（Case Study）的模式，我会邀请广告行业不同领域的佼佼者来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这时，我便和学生们一起坐在台下，共同学习。

我大概教了七八年，直到后来创办广告公司，因为太忙了才停止。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当我决定不再任教时，学生们为了挽留我，连续十六天每天都送一枝花到我的办公室，并附上不同的话语。后来我才知道，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是后来成为香港著名的民歌手区瑞强。这件事后来也成为浸会大学的一段佳话，他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老师能得到这么多学生的爱戴。

2023年9月，纪女士获浸会大学颁授荣誉院士，区瑞强（左三）出席祝贺

在您的学生中，有哪些后来在广告行业也取得了杰出成就？

纪文凤：

那个年代广告业风华正茂，成全了香港作为大中华孕育创意人才的土壤，也是香港创意最丰盛的黄金时代！除了前面提到的区瑞强，林俊明、伦洁莹和庞宛儿是我认为非常优秀的几位。林俊明后来创办了著名的行业杂志《龙吟榜》，可惜英年早逝。伦洁莹kitty写的《生命冇Take2》，也是我喜爱的广告语。

您在1984年出版了香港第一本中文广告入门书《点只广告咁简单》，当时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本书？

纪文凤：

写这本书，也是一个“从偶然到必然”的过程。当时我有一位在博益出版社工作的朋友黄瑞良先生，他鼓励我试着写点文章。我写了两篇稿子给他，他看后非常惊喜，觉得内容很好，于是反过来催促我，几乎是“逼”着我，让我尽快写成一本当时流行的袋装书出版。

这本书后来成了整个全世界华文广告界的第一本专业书籍，在当时算首创，总共加印了12版。后来台湾天下杂志社也引进了版权（台版名为《进入广告天地》），最终中港台三地总销量大概有20万本，这对我个人而言是莫大的荣耀。很多年后，还有大陆的后辈告诉我，他们就是看着这本书入门的，说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听到这些，我真的非常开心。

当然，现在回过头再看，书里的一些内容确实有些过时了。时代变化太快，我们以前总自豪于香港比大陆领先多少年，但现在我觉得，香港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了。大陆的资源、市场、发展速度和创新能力都非常惊人。

1984年出版全球第一本华文广告入行书《点只广告咁简单》博益出版。其后受天下出版社殷允芃社长邀请出台湾版，
改名为《进入广告天地》，随即于1990 年台湾金石堂畅销书榜排行第八位，后期广东省广告协会也发行了大陆版。
一纸风行，大中华区一共卖了二十版，发行了约二十万册。

相比而言台湾广告更有人文味，
香港则广告更洋气

您还曾多次赴台湾主讲“广告创意讲座”，能否分享一下当时的机缘与情景？
您又是如何看待香港和台湾广告之间的差异？

纪文凤：

我应该是第一位香港广告人到台湾交流，还很大胆的播放了大陆的得奖广告片。在台湾，我无亲无故，当年迎接我的花牌摆满全场，感觉有点飘飘然! 

我至今还保留着1993年在台湾讲座的学员名单，总共有87位来自不同广告公司的学员。当时讲座的反应非常热烈。因为各种访问和事务繁忙，我后来没有时间去一一回访他们，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对比两地的广告文化，我的看法：台湾的文化气息更浓厚，也更富有人情味，他们的文案普遍写得更好，这一点我们要公平地承认。而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广告风格则更“洋气”，更具国际化视野。两者各有千秋。

1990年纪文凤到台湾办讲座留影，讲座是由滚石唱片出版社段钟沂社长邀请（左一）台湾葛瑞广告公司协办，
左二是老总郭承丰先生，并由台湾才子詹宏志先生（右二）介绍纪文凤出场演讲

您作为香港广告界的先驱，您可能也是第一位来大陆演讲的香港广告人，这又是怎样的一次机缘呢？

纪文凤：

我也是受邀而来。由于我一直很喜欢分享，就像做老师一样，所以很乐意接受邀请。我记得是在广州演讲，当时台下也有很多外资公司的负责人，反响也还不错。

90年代纪文凤在大陆参加演讲

您与施养德等人还曾合办过传艺学校，这又是一段怎样的教育经历呢？

纪文凤：

我一直乐于传授知识。随着在台湾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我经常受邀去讲学和指导年轻人。后来，我和施养德、黄瑞良、Henry Steiner、欧阳英等五个合伙人还共同创办了一所“传艺学校”（The Communication School），希望为行业培养人才，但是亏得一塌糊涂。我们把教育看作神圣的公益事业，但因为经营不善，最后每人亏了一百万，五个人就五百万，当时可买一栋物业！后来有人告诉我，你们太笨了，你们这个学校本来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们太慈悲，把它做成了“公益事业”，他说你看看哈佛这种名牌大学都是可以赚钱的！我们为理想也要交学费，也是所谓经一事长一智。

80年代末和 Henry Steiner、施养德、欧阳英和黄瑞良（已故）共同创立“传艺学校”培训广告人

我们这一代广告人会真诚地欣赏同行而非嫉妒

香港还有哪些是您欣赏的广告人吗？

纪文凤：

1996 年我当时在明天更好基金，我已经离开了广告行业。当时劳双恩为《龙吟榜》来采访我时，问我去大陆发展的意见，我建议他去上海，我说你一定要去大陆，香港市场太小了，大陆是十多亿人。还有你作为一个trainer，一个 mentor 进去，你将前途无量。过了十年，我在机场候车，突然有一个人（劳双恩）跑过来叫我，说他很感谢我当年指点迷津。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广告人有一个优点，就是真诚地欣赏同行，而非嫉妒。看到像劳双恩、朱家鼎这样优秀的后辈做得那么好，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当我看到一个绝佳的广告时，我常常会发自内心地感叹：“I wish I have done it.”，真希望这个广告是我做的。

朱家鼎大概比我晚入行十年，他是视觉图像（Visual）的大师，而我们那一代更侧重于口号信息（Slogan as a message）。可惜的是，很多杰出人才都走得太早，比如黄霑先生，如果他能多活二十年，一定会留下更多宝贵的音乐和创作的财富。

黄霑先生为纪文凤写的文章（详见文尾附文）

创业、成就及感悟

1978年，您创办了“精英广告公司”，您还记得公司创立初期的景象吗？

纪文凤：

过程非常艰苦。我的两位合伙人甚至抵押了他们的房产。公司初期只有12名员工，却只有8张椅子，谁回来晚了就只能站着干活。因为没有国际背景，我们很难接到客户，所以当“蓝罐曲奇”选择我们时，我们内心充满了感恩。第二个重要客户是日本的“力保健”，日本客户在提案时全程面无表情，让我们以为毫无希望，但最终却意外地通知我们方案通过了。回想起来，我认为年轻时多吃苦是好事，先苦后甜这是一种锻炼，你能从中享受到成长的乐趣。

精英广告后来与国际广告Grey成立了合资公司，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纪文凤：

可能是对方看到了我们的发展潜力。1979年，我穿着漂亮的旗袍去参加股东大会，在场几乎没人理睬我，被误以为只是某位股东的太太。我必须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是谁的附庸（someone’s wife），我是合作伙伴（Partner）。”

但后来很有趣，随着广告业的发展，这个行业反而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女性领导者，因为女性的细心、敏感和更懂得照顾客户的特质，非常适合这个行业。

整个八九十年代，精英广告最重要的客户有哪些？

纪文凤：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带领众多国际品牌进军大陆市场。例如，我们为Nike、YAMAHA、宝洁P&G、康泰克、Wrigley Chewing Gum等品牌都做过成功的推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2年为康师傅打造的“好吃看得见”这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计划。当时大陆民众对台湾有一种神秘的向往，所以这句主打“台湾口味”的广告语（由台湾方面提供）一炮而红，引发了抢购热潮。

康师傅：好吃看得见

中国的未来一定是“Great China”，
而非“Grey China”

1980年代末，外资广告公司在大陆设立合资公司非常不易。您当时创办精信广告（Grey China），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纪文凤：

我创办的精信广告应该是中国大陆第一家外资持股达70%的中外合资广告公司。整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与奇遇。

首先是注册的奇遇。

我的起点很高，经朋友介绍见到了中国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总裁王军先生。但在注册公司时，还是遇到了难题。我们在香港的公司名叫 “Grey Hong Kong”，到大陆自然想叫 “Grey China”。但在当时“红色中国”（Red China）的概念深入人心，工商管理部门对 “灰色中国”（Grey China的直译）这个名字感到很困惑。我向他们详尽地解释了我们的愿景与理念，最终幸运地获得了批准。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的未来一定是“Great China”，而非“Grey China”，这个好彩头让我非常开心。

其次是人才的匮乏与时代的隔阂。

在那个年代，大陆相对落后，许多香港人选择移民海外，几乎没有同事愿意跟我一起北上开拓。大家觉得去大陆是“受苦”。当时香港人去大陆工作有“辛劳津贴”（Hardship Allowance），即便如此，响应者依然寥寥。

最后是扎根大陆的决心。

当时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移民了，我也曾去加拿大考察了4天，但我不想做“二等公民”，很快就回来了。后来，香港著名的命理大师董慕节也曾提点我，说我的发展机遇在大陆。虽然我不想完全迷信，但这也坚定了我北上的决心。现在回看，这个决定无疑扩大了我的人生视野与事业格局，也让我有机会为国家做一些事，比如后来参与全国政协的工作、创办“无止桥”公益项目等。

您在大陆组建的初创团队的规模和构成是怎样的？当时是否存在文化冲突？ 

纪文凤：

初期的团队采取了“香港管理+大陆员工”的模式，即从香港派驻一位总经理，在大陆招聘本地员工。文化冲突非常明显。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吸引国际化人才，我曾以6000元月薪聘请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大陆年轻人，而当时政府官员的月薪可能只有90元，我聘请的大陆员工月薪也仅300元。巨大的薪资差距让他遭到了全公司的抵制，同事们认为这有违“同工同酬”的原则，甚至我买下午茶点共享，大家都不愿意分给他吃。这背后反映了当时大陆对外来人才、薪酬体系和工作理念的认知差异。我们还需要面对加班文化的冲突，香港人习以为常的加班，在当时大陆同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些都是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差异。

一个好的品牌能赋予产品更高的价值

精信广告当时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帮助外国品牌进入大陆，还是帮助大陆品牌出海？ 

纪文凤：

两者都有。我们既帮助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也助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在那个国家经济刚刚起飞的阶段，品牌管理（Branding）变得至关重要。品牌代表着身份、自信（Confidence）与向往（Aspiration），一个好的品牌能赋予产品更高的价值。

您认为，当时国际客户和国内客户在合作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纪文凤：

初期阶段，国内客户与国际客户在商业理念和法规意识上确实存在一些差异。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参与了一家广州国资背景企业的比稿。整个过程是免费的，经过了从11家筛选到8家、再到2家的多轮淘汰，最终我们胜出。然而，当我们准备签约时，对方却以财务困难为由，提出能否由我们免费培训他们的团队，让他们自己来执行方案，甚至提出让我们把其他参与比稿的10家公司也请来一起做培训。这件事让我深刻感受到，当时建立互信和尊重商业规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精信广告在大陆时期，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纪文凤：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为诺基亚（Nokia）创作的一个电视广告：画面中，一位英国绅士坐在公园长椅上看报，两边各有一座石膏雕像面对面站立，突然手机铃声响起，英国绅士发现自己的手机并未作响，反而看见有座雕像在听手机，接听后递给对面的雕像，说：“It’s your mama.”（你妈妈找你）。这支广告以其独特的创意和幽默感令人记忆犹新。

我们看到的数据显示，精信广告的发展非常迅速，很快跃居中国第二。除了您提到的内部管理，还有哪些重要因素促成了这一成功？

纪文凤：

我认为核心有两点：

第一，我们极度重视业绩（Track Record）。广告和营销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客户提升销售业绩。客户的产品卖得好，我们才有真正的价值。任何奖项都比不上实实在在的销售增长。 

第二，我们致力于帮助客户建立卓越的品牌（Build Great Brands）。一个品牌的起点和愿景（Aspiration）一定要高，要向上走。我们不能只做廉价的产品，而是要通过品牌塑造，赋予其更高的价值和吸引力。

人生转折：别离与新生
为什么我的整个人生全部都只有广告？

您在事业上不断突破，但在90年代中期，您的生活似乎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纪文凤：

是的。1994年，科技和互联网开始兴起，这让我感到非常恐惧和沮丧，感觉自己突然进入了一个冰冷的机器世界。恰逢过年，我在大年三十经历了一次健康危机（肿瘤），医生告诉我情况很危险，必须立刻在年初一动手术。我哭了整整三天，也第一次开始真正反思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的整个人生，全部都只有广告？1992年我开始常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开辟大中华市场，平均处理90个客户、管理逾300名员工，承受很大的压力。我开始认真思考我日日辛苦工作是为了什么。幸好最后诊断确认是医生判错症，从死亡边缘擦身而过。而我自此悟到人生不应只埋头于工作，更应该回馈社会。加上当时公司的犹太人合伙人，在我生病期间表现出的现实与冷漠也让我感到失望，他们想的只是尽快找到接班人。这让我意识到，我需要寻找更有意义的追求。所以，在1995年，我选择离开，卖掉所有公司股份，开启了人生的下半场，加入“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更多地投身于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回馈“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和祖国。

离开广告公司后，您在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策划了维多利亚港的“回归晚会”。可以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纪文凤：

当时外界有舆论称香港回归是“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我不服气，便全身心投入到世界各地宣传回归后的信心和策划回归庆典。我和“明天更好基金”的信托人一同向商界筹募了一亿元制作费，于1997年7月1日晚上九时，面向全球，首次用了维多利亚港作为表演舞台，策划和举行「万丈光芒庆回归」花船烟花大汇演，当晚是香港有史以来历时最长、最辉煌的海上汇演，共七十五分钟，并发动在海滨两旁观赏的六十万港人齐唱卡拉OK，打破健力士（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策划的维港大型烟花汇演，是想让全世界看到一个璀璨、充满活力的香港。过程极其艰难，我们面临着天气（黑雨警告）、安保（警方担心60万人聚集）等巨大压力，活动一度濒临取消。我打电话给天文台，祈求奇迹，最后乌云真的散去。当晚，鲁平主任、周南主任等领导人都莅临现场。那是一场向世界展示香港信心的盛会，也是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七一回归当晚合照，左起：方黄吉雯女士、纪文凤(创意和执行监制），中联办周南主任、港澳办鲁平主任、董特首夫人赵洪娉女士。

维多利亚港《万丈光芒庆回归》花船烟花大汇演

之后您又加入了新世界集团，恰逢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这对您有什么影响？ 

纪文凤：

我本以为可以休息一阵，但很快就被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先生和郑家纯先生邀请加入。他们即便在金融风暴的困境中，依然心系社会，希望做更多回馈社会的事，这份善心打动了我。

新世界利宝公司在北京成立，出席有右起：Liberty Newport 保险公司总裁Alex Fontaine,
新世界发展主席郑家纯博士，国家财政部项怀诚部长，我及亚洲开发银行几位代表

我主要负责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项目，同时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例如，我发起了一个支持“边青”（边沿青年）的项目，将那些街头打架、有不良嗜好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学习霹雳舞。由2014至2019连续六年为YO协青社举办大型Hip hop歌舞秀，发掘他们的潜能及设立奖学金计划保送他们去美国和日本进修或培训。我们支持的这支团队，后来还代表香港参加了杭州亚运会，这让我非常有满足感。

2016年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刘鸣炜来客串跳舞义助

经济日报对舞舍的报道

之后我负责的基金旨在响应国家国企投资改造，继而策划「新世界哈佛学者」计划，保送了250名国家官员到哈佛交流学习，增强中美沟通谅解，并为集团致力慈善公益、关怀社群的工作。

新世界哈佛中国高级官员培训计划签约留影

纪文凤为香港扶贫委员会策划和推广“筑福香港”关爱基层活动

跨界探索：文化、公益与沟通

您穿梭于国际、香港和大陆三种文化之间，在沟通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纪文凤：

我认为，成长于香港的背景，让我们的基因里就刻下了“中西合璧”的印记。香港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共享的地方，我们的适应能力（Adaptability）和流动性（Mobility）很强，这让我们能快速理解并融入不同文化。当然，文化差异是真实存在的。比如，有一次大陆一位记者采访我，文章标题直接写出我的年龄，这让我很生气。在香港文化中，直接询问或暴露女性的年龄是非常不礼貌的。但那位记者解释说，在大陆，我的年龄和成就代表着一种光荣。这就是价值观和衡量标准的不同，需要相互理解和尊重。

纪文凤在无止桥的留影

您为何又会发起并深度参与“无止桥”这个公益项目？

纪文凤：

我认为沟通非常重要，而“桥”就是沟通（Communication）的最佳象征。“无止桥”项目有两个梦想：一是走进偏远山区，为村民建行人便桥，改善他们的生活；二是搭建一座“心灵之桥”（Heart bridge），促进香港与大陆年轻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2007年时，我感到香港年轻人的心还未完全“回归”，我担心两地隔阂加深，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让香港青年更了解大陆，看到大陆年轻人的进取与活力，也搭通中港两地的年青人，让他们亲身参与，减少中港矛盾和加强沟通，大家才会对国家民生有更深切的体会。18年来，我们建树良多，去年（2024）为此我更获得中港台澳颁发第十九届爱心奖！

纪文凤获第十九届爱心奖

从广告界、商界到公益界，是什么力量支持您进行如此大跨度的转型？ 

纪文凤：

我觉得广告的经历是我所有转型的“桥梁”。广告的核心就是沟通（Communication），是连接客户与市场的桥梁，这与我后来做的所有事情——无论是“无止桥”还是文化交流——本质都是相通的。而且，广告生涯让我养成了不断突破、追求卓越的习惯。无论是策划回归晚会，还是推动文化项目，我都希望做出有影响、能留下印记的事情。大家之所以至今仍认可我是“广告界的凤凰”，正是因为我一直在做有创造性、有贡献的事。这种来自社会的认可（Recognition），是我持续奉献的重要动力。

洞之以情：让壁画“唱”出来

您现在的工作重心又转向了敦煌文化，又是什么机缘促成了这个转变？

纪文凤：

对我而言，广告已经是过去式了（Nothing special），我的人生信条一直是“尽量完成做人的任务”。我更喜欢不断地挑战和突破。所以，我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在弘扬敦煌文化这件事上。

2010年，星云大师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期间我跟李焯芬教授等人一同为此事奔走，因而认识到教授的妻子──敦煌研究院特别研究员李美贤女士，二人于是邀请我到敦煌一游。在此之前，我已经购得一套《敦煌石窟全集》，心虽向往，却一直未能亲赴大漠，这次成行，可谓因缘际会。

来到敦煌，除了感到震撼之外，还有一丝的「似曾相识」，我是个有预感的人，我一踏上这片土地就有个强烈的感觉——敦煌不正是香港的前世今生？无论过去多么先进繁荣，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盛唐的大都会亦逃不过成、住、坏、空的命运！

您目前一共去了敦煌22次，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

纪文凤：

最有意义的一次是陪同三十二位港大同学到那里实地考察九天。缘起是港大筹划百周年校庆，我便提出不如办一个考察学习计划，让学生到敦煌，认识和接触中国文化的精髓。我希望敦煌能成为香港通识教育、历史文化、品格教育的最佳教材。计划的名字就叫做「敦煌文化及保育研习系列」，包括四场讲座及实地考察，我找了中银慈善基金赞助八十万，效果叫好又叫座。

行程首天，学生们坐飞机到兰州，转乘12个小时火车到敦煌，到达是清晨，稍作休息，我们让学生先到戈壁沙漠，骑骆驼，看月牙泉，到达后他们很兴奋，毕竟活在香港的年轻人，从来未有机会亲身体验沙漠。除欣赏洞窟和上课外，学生也有机会到雅丹地质公园观光，回程坐车穿过阳关，口中念着「西出阳关无故人」，十分浪漫！虽然九天说长不长，但回港后大家对何谓莫高精神有了更深的认识。

音乐为何会成为您推广敦煌文化的媒介？

纪文凤：

敦煌音乐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敦煌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视觉艺术，但千百年来，这些洞窟是寂静的，壁画上的古乐谱也没有人能够破译，因此充满了争议。我的书《洞之以情》，书名的含义也正在于此——我希望用音乐为冰冷幽暗的洞窟注入情感，让它们真正地动人心弦。

《洞之以情》书影

现在，我希望乐团可以成为民间文化大使，去全世界推广敦煌文化。这可以算是我人生的最后一里路，也是我最终的使命（Mission）。

在2017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芬兰遇上两位素未谋面的香港演艺学院学中乐的学生茹健朗和陈韵妍，闲谈中鼓励他们组织中乐团，因为我曾发愿要重组失传了的敦煌壁画音乐，作为推广文化教育的奇想。其后发展真的不可思议，我们遇见了好几位“成就菩蕯”，一年后我创办了香港天籁敦煌乐团。

2018年5月28日香港天籁敦煌乐团在饶宗颐文化馆举行成立典礼时的留影

四个月后我们更创造奇迹，成为第一个在敦煌莫高窟著名的“九层楼”前演出的香港乐团，我们有八位优秀的乐师及两位不可多得的作曲家：甘圣希和朱启扬。

敦煌乐团在著名的九层楼前表演的留影

当时的王旭东院长（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馆院长）和樊锦诗荣誉院长都亲临欣赏和支持

2022年6月21日 《敦煌与故宫对话：飞越文化二千年》音乐会暨文化讲座四位讲者与香港天籁敦煌乐团合影。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教授（左六），原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赵声良博士（左七），
香港天籁敦煌乐团创办人纪文凤女士（左八），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博士（左九），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博士（左十）

是什么原因让您对敦煌文化如此着迷？

纪文凤：

除了因为捐赠数字敦煌（我赞助了莫高窟#3窟“千眼千手观音”及榆林#25窟“极乐世界”）等项目结下的缘份，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对那些文物守护者发自内心的敬佩——因为他们做到了一件我永远也做不到的事。

他们，就像樊锦诗院长一样，她将一生都献给了敦煌，真正做到了“择一事，终一生”。而我做不到，我喜欢多姿多彩的生活，你让我日复一日地待在洞窟里修复文物，我可能很快就会生病，甚至得抑郁症。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但这让我更加敬佩和感动于他们为后世所做的奉献。我之所以要大力弘扬敦煌文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了解他们的故事，并投身到文物保护的行业中来。

莫高窟#3窟“千眼千手观音”

行业洞见：品牌、创意与文化传播
文化是一切创意的根基

您一直致力于文化的传播，在您看来，创造力与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个优秀的创意人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纪文凤：

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切创意的根基。我常说，“太阳底下无新事”（There'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那么，创意人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创意人必须具备三个核心品质：

好奇心（Curiosity）：对万事万物保持探索的欲望。我常常反思，为什么我们早年做广告总觉得西方人的点子更多？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有关。而在我们的文化里，当孩子充满好奇地提问时，时常会听到“大人说话，小孩别吵”这样的话，这在无形中会压抑想象力。

想象力（Imagination）：敢于天马行空。我做敦煌音乐，就是在史料根据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想象”（Reimagine）。我发愿要让这些沉睡的音乐重返人间，在我的书《洞之以情》里，你甚至可以通过二维码听到我们根据25份敦煌遗书古谱重新创作的音乐。

文化底蕴（Cultural Foundation）：这是想象力的源泉。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我的根就是中华文化，我相信“中国人要用中国人的方式思考”（Chinese think in Chinese way）。

所以，只有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不竭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相结合，才能创造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好作品。

香港文化博物馆 《敦煌 — 千载情缘的故事》展览开幕演出

您将敦煌音乐做成了自己的品牌，并推出了资料库和文创产品。有没有想过利用您的国际传播经验，将这个品牌推向海外？

纪文凤：

我们正在这样做。音乐无边界！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创作敦煌、故宫音乐之外，我们更构思一个《博物馆系列：来自文物的声音》，希望大家在看展览时，细心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让文物作为中华文化的名片，建立文化自信和自豪。目前，我们正通过音乐推广敦煌品牌出海，例如，我们已经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演出一个名为《文物的声音》的音乐会。

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品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您认为会遇到哪些困难？

纪文凤：

中国的国际品牌数量还不够多，尤其在高端领域。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比较多地聚焦于中低端市场。法国的奢侈品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创造了高价值，从而能支撑起一个浪漫的、高福利的国家。我们国家可以在品牌建设上多下功夫，这不一定意味只做高档，而是要做出有价值、有品质、高性价比的品牌，并让它们走向世界。

要用“软实力”润物细无声地去影响世界

您认为中国的“国宝”们，如敦煌文化，应如何更好地被世界所了解？

纪文凤：

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环境下，文化传播需要更智慧的模式。中国的市场营销模式，如网红带货、大数据分析等，非常复杂，甚至香港都还没完全学会。如何找到一个适合国际传播的、巧妙的模式，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文化是最好的“软实力”（Soft Power），需要用“软销售”（Soft Sell）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去影响世界，而不是过于政治化。

您如何看待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优势？ 

纪文凤：

香港的优势在于它的高流动性（Mobility）和开放性。香港地方小，信息和人员流动极快，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一个新产品或新理念，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被介绍、被接纳。从这个层面来说，香港与纽约、伦敦、巴黎是相似的，是一个天然的国际市场（International Market）和文化交流枢纽。

在对外传播中，品牌名非常重要，在香港这个华洋杂处的城市，您在品牌名翻译上有哪些经验或建议？

纪文凤：

翻译是一门大学问，名字的好坏至关重要。Ogilvy Mather 和 Young & Rubicam这两间广告公司的中文名“奧美”和“威雅”都是我翻译的。我举一个负面的例子，香烟品牌 Philip Morris，它原先的中文翻译听起来像粤语的“冇利是”（没利是），寓意非常不好。正面的例子也有，比如香港曾经有个地方叫“老虎岩”，因为“老虎”听起来很凶，后来就改名为“乐富”，取“快乐富贵”之意。一个简单的改动，就能彻底改变品牌的内涵和给人的感受。

思想沉淀：人生感悟与寄语
我的座右铭：见好就收

您对当下的年轻人有哪些建议？

纪文凤：

我常告诉年轻人，第一份工作要「抵得念」——什么都去做，什么都去学。那时的钱财不重要，学到多少东西才重要。有人肯教你就等于赚到了。

另外有几点我也觉得很重要： 

第一，做事情要有概念（Concept）和突破（Breakthrough）。不要只做别人都在做的事，要敢于创新，这样你的思维才能保持灵活。 

第二，保持积极正向的心态。我相信“相由心生”，当你多做善事，内心愉悦平和，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好。 

第三，持续学习，跟上时代。不要与时代脱节。比如AI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就要去学习和了解它。 

第四，保持财务稳定（Financial Stability）。这是拥有安稳生活的基础，也是追求更高理想的保障。

最后，我自己的座右铭是“见好就收”，当我最终去到一个没办法再进步的高峰，那时候就会说再见，因为我不想看到自己落山。

回顾您的人生，最骄傲和最遗憾的事情分别是什么？ 

纪文凤：

我以前很怕死，但现在我可以说，我的人生非常充实，没有遗憾。我积极地生活，热爱生命，体验了各种角色，看到了世界的最好与最差、最富与最穷。虽然我没有结婚生子，在一些人看来是遗憾，但换个角度看，这让我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人生最重要的是满足感，对自己负责。当你选择了什么，就积极地去做。

如果为自己拍一支广告，您会用哪一句广告语？

纪文凤：

我没具体想过，但我曾想过写一本自传，书名就叫 《写我自“纪”》 ，取自我姓氏的谐音。我的人生有很多阶段，充满了奇遇，也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成就（Accomplishment）。我是一个凭直觉和第六感做事的人，一路走来，感恩上天很多的眷顾。

•  荣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GBS 金紫荆星章、 SBS银紫荆星章、 JP 太平绅士

•  全国政协委员 （2013─2018）

•  云南省政协委员（2003─2018）

纪文凤女士履历

• 香港浸会大学荣誉院士（2023）

• 香港浸会大学基金资深会员

• 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兼职讲师（1974─1980）

• 周大福慈善基金理事会成员（2012─至今）

• 香港天籁敦煌乐团创办人及荣誉团长（2018─至今）

• 无止桥慈善基金发起人及名誉会长（2007─至今）

• 协青社嘻哈学校荣誉顾问

• 垂谊乐社荣誉顾问

• 团结香港基金顾问

• 联合国儿童基金荣誉顾问

• 香港敦煌之友慈善基金董事

•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郑裕彤工商管理学院）亚洲顾问委员会成员（1997─2020）

• 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院监会副主席（2006─2016）

• 香港中文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EMBA）咨询委员会成员

•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2013─2018）

• 香港大学荣誉院士（2008）

• 香港公开大学（现易名为香港都会大学）名誉院士（2006）

• 明天更好基金行政总裁 （1995─1997）

• 精信广告公司创办人兼主席（1992─1995）

• 香港精英广告公司创办人、行政总裁及主席（1978─1995）

• 奥美广告公司创意总监 （1972─1974）

• 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组高级推广主任（1977─1978）

• 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及非执行董事（2012─2020）

• 白马户外媒体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00─2019）

• 莎莎国际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00─至今）

• 香港特区政府文体旅局文化委员会委员（2023-2027）

• HK Arts Festival ( 2025-2027）

纪文凤女士撰写、主编、合著和出版的书籍如下：

广告系列：

• 《点只广告咁简单》（1984）共发行十二版，博益出版社

• 《进入广告天地 》（1988 第一版，1995 第二版）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版社

• 《进入广告天地》 （广东省广告协会出版及发行）

• 三地合共销售了超过100000本

• 1990年台湾金石堂全年最????销书刊第八位

• 《女人今时今日》（1986） 博益出版社，共发行四版

• 《女人今时今日：台湾版》（1987） 中国时报出版社

• 《女权自上 》（1991）博益出版社

中国系列：

• 《回归路》（1997） 博益出版社

• 《北上十年》（2002） 经济日报出版社，共五版

• 《凤凰再起飞》（2005） 经济日报出版社，共两版

• 《新知道分子》（2007） 经济日报出版社，共两版

无止桥系列：

• 《二十四桥明月夜》（2012）明报出版社

• 《来自远方的呼唤》 （2015）明报出版社

• 《人生有几个十年》 （2017） 明报出版社

• 《看见世界的另一端》（2022） 商务印书馆

人物专刊：

• 《零距离接触CY》 （2012) 明报出版社

敦煌系列：

• 《立体看敦煌》（2014第一版，2022修订版）商务印书馆

• 《洞之以情》（2023） 商务印书馆

创意系列：

• 《乜都有哲学》（2022） 三联出版社

附文：

嫁了给广告的纪文凤

文：黄霑

纪文凤，香港大学毕业，一心致力于广告界和平工作，曾去信联合国总部及美国和平部队先后应征及时传译及义工，却失望收场。也曾经考获助理教育官一职，但误打误撞下被广告公司录用，由「抄稿妹」开始成为今日的广告界奇才。

在台湾广告界，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广告人是纪文凤。

“你认得LEONI吗？”

“我跟纪小姐熟！”

这个国语对白，我听过不知多少。

也难怪，香港广告人，这一代，第一位写书谈广告的，就是她。而书，是极好的传媒，越过时空，征服了宝岛行家。

纪文凤是二十四小时为广告行业奉献的女强人，不但主理广告公司，还办广告学校。凡有广告创作课程，几乎必以她为首选讲师。

我在食肆碰见纪文凤，几乎十有九次，都见她和客户在一起。我怀疑，如果一天有四十八小时的话，文凤也一定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说着，谈着广告。

她根本是嫁给广告的小姐，而且矢志不渝。到她的拍档伙伴全都对着行业意兴阑珊，纷纷退股的时候，只有文凤这位女将军，仍然高举大纛（大旗），紧守岗位，绝不退缩。

我在广告业廿多年，去找你世界大大小小广告人，遇见过无数，讨论对这行业的热爱，无人能出纪文凤之右。

飞机大炮

纪文凤写过的好广告，多得数不清楚。她其实是“无厘头”的始祖。早在周星驰还没有进“无钱”训练班之前，就写过一个我认为非常精彩的“无厘头”广告“飞机大炮”。

广告的内容，是男的叫女的猜背后藏着的商品，女的说是：“飞机大炮”！

这是“无厘头”之先，但恋爱中男女，对白通常都“无厘头”得很，这句话，言简意赅地捕捉了青年男女心情，马上成为香港流行语，令产品销路直线上升。

除了很能抓目标顾客心理之外，纪文凤令我敬佩地是她的工作态度。

她肯定不放过任何细节，事事跟足。对制作的要求，非常严格。而她老早便是制作总监了，今天，更是贵为跨国集团香港公司主席。她的态度依然未改，广告制作公司里，仍旧常见纪小姐的芳踪。

她穿旗袍穿得非常好看，大方而雅致。中国旗袍，极考女人，文凤却从未让旗袍考起。

她有个嗜好，非常喜欢研究命理和风水。这方面，她中西并蓄，而且兴趣极高，这倒叫我出奇。因为文凤是非常现代的女性，若然对这些古老的传统东西，如此入迷，也真是妙事。

称我为师

不过，她倒不是没有传统性格的。她进广告行业第一位创作上司是谢宏中。对谢兄的尊敬，行家人人有目共睹。她人前人后，都称谢兄为“师傅”。这种尊师传统，今日的新一派广告人中，很难找到。文凤也称我为师傅。但这只是她抬举我。我不过是为她创作的名句，改过一个字而已。那是多年前的事。

那时，“维他奶”正在找广告公司。纪文凤加入的外资新公司，也在应征之列。她们想出了极好的“市场定位”，预备建议，“维他奶”与汽水正面硬拼，把汽水的常客挖过来。

“维他奶”是豆浆饮品，营养成分，高于汽水，文凤写了一句，“唔止汽水咁简单”。

我那时辞了任职的广告公司，筹拍了我的第一步广告电影，闲时也freelance找点外快。文凤找到了顾嘉辉兄写广告歌，邀我写词。

以身相许

对他们的创意，我很欣赏，但对“唔止汽水咁简单”的“唔”字，我有意见。

这字是鼻音，用作唱词，不易听得明白。于是提议改“唔”为“点”。这样，会好唱一些，而且似乎也多一些气势。

文凤考虑后接纳，以后一见我，就叫“师傅”。其实我不过是把一个字动了一动而已，哪里算得是师？

她对广告行业的爱和专注，我自问差一大截，广告行于我，不过是吃饭工具。我虽然也在这行混了多年，都一直志不在此。文凤对广告却真的全面投入，简直是以身相许，委身下嫁，不弃不离。

纪文凤为张国荣在九十年代初他尚未大红大紫前，打造的“大家乐，为你做足100分”的电视广告

华文广告口述历史：留存及延续华文广告的历史和传奇

口述者：纪文凤
采访人：谢欣 邱奕霏
前言：邱奕霏
撰稿：陈俏含、邱奕霏、符番煦、谢欣、钟紫曦（南京大学本科生）
录音录像：陈俏含、符番煦、钟紫曦
影音指导：李海伟（纪录片导演）
排版：张志豪（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

发起人：

吴金君（纽约国际广告节 大中华区首席代表）
胡菡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期口述史特别鸣谢：

宋秩铭（前奥美大中华区董事长）
汪少杰（前奥美南中国区董事长）
朱漫芳（奥美中国市场传播-公共事务副总裁）
朱江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王啸（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