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做4休3三年后,这家公司怎么样了?

广告公司做四休三?
听起来多少有些反直觉。
这些年,广告行业的日子并不轻松,市场预算趋于谨慎,项目竞争激烈,人工智能又在不断改变内容生产的方式。面对不确定性,增加投入、提高产出,似乎是更容易被理解的选择。
但正是三年前,TIMA 上海开始实行“做四休三”的制度,每周三、六和日休息。
一、一个“不合时宜”的决定
2023年,实行的第一年,恰好是上海公司负债的一年。
合伙人自然会有疑问:为什么不先扭亏为盈,反而给大家更多自由?
问得很好,毕竟自由也不能拿来付房租。公司需要经营,项目需要交付,任何工作制度都必须面对成本与收益。
但对于一家依靠创造力创造价值的公司,工作得更久,就一定能创造更多吗?
尤其是新冠结束后的这几年,大家围绕工作的讨论越来越多,「内卷」「躺平」「奥德赛时期」,新一代的人们不断寻找新的词语理解自身处境,也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究竟应该在生活中占据什么位置。

极昼工作室在2026年10月最新发布的《给单休公司发拒信的年轻人》一文中就指出了一些变化: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的 HR 表示,因为八成候选人拒绝单休,公司最终增加了休息日;成都另一家公司因招聘困难改为双休,此后每月多了十几位求职者前来面试。
智联招聘的《「好工作」新标准:2025职场价值感调研报告》也显示,64.1% 的受访职场人把「工作与生活平衡」列为择业首要考量,超过了「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重视收入与发展,而是时间自主权、生活质量和工作体验,也被纳入了衡量一份工作的标准。
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都负债了还实行做四休三?
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创意公司来说,这并不止是人才市场的趋势,它也关系到创意工作本身的特点。

(注:图为TIMA在2021年的招聘海报之一)
创意工作者未必反对高强度工作,为了一个值得投入的项目,很多充满热情和专业性的人愿意花大量时间研究、讨论和打磨。但愿意认真工作,与愿意让工作占据全部生活,并不是同一回事。
更何况,一个创意的诞生,并不总是与伏案工作的时间成正比。
TIMA 一直坚持一种理解:「 创意不依赖灵感,创意来自于潜意识,而潜意识需要用你的所有人生经历和观察学习得来。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没用的知识」 。
阅读、旅行、交往、观察,对某种文化的兴趣,甚至一些暂时看不到用途的经历,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参与创作,
就如同韩炳哲曾说的:“无所事事不是空洞的时间,有它的深度”,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这些经验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联系。

(注:图为TIMA 23年为阿里妈妈的六一企划制作的“小童鞋”)
但是当一个人的日常长期被项目、会议、修改和交付填满,他能接触到的世界也会越来越有限。
我们一方面希望创意工作者始终保持新鲜的观察与想象力,另一方面,却可能不断占用这些能力赖以生长的时间。
此外,创始人明明曾经读到一篇关于注意力的文章,其中提到,人每天能够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可能只有四小时左右。这个数字当然不能被当作适用于所有人的精确结论,但它能够延伸的问题仍然很有价值:如果真正有效的注意力本来就有限,为什么我们仍然习惯用尽可能长的工作时间,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充分投入呢?
因此,做四休三的决定并非仅是理想主义地 “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更像是我们的某种“顺道而为”。
当然,这样的改变,公司要承担成本,但明明始终坚持一个判断:「TIMA 最大的成本,永远是士气成本。」 高度专注的时间终究有限,如果士气和有效精力才是创意工作真正稀缺的资源,那么表面上的工时并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
二、从 Free Month 到做四休三:把自由变成制度
做四休三并不是 TIMA 第一次改变工作的安排。
更早以前,公司每年年底会拿出一个月,作为 Free Month。
暂时放下广告主的要求、品牌的负担和产品销售的压力,团队用自己的技能完成一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创作。我们当时想探索的是:广告创意离开直接的商业回报之后,还能做些什么?

图:腾讯TADesign的公益广告设计实践,2017
同时,TIMA的“性格”也受到奈飞的影响,早在之前,奈飞就以“自由”和“责任”为宗旨的开放性企业文化而出名,他们相信 “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还是人管人,但这个管人的人不是企业的管理者,而是员工自己。
TIMA 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尝试弹性工作制,提出「365天年假」的理念,希望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任务和生活,自主安排工作节奏。

但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制度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大家仍然习惯每天来办公室。
制度允许休息,不代表人们就能安心休息。在很多职场环境里,缺席仍然需要解释,请假仍可能伴随「不够投入」的顾虑。
我们不希望这种休假羞耻,变成另一种隐形的考勤制度。

(注:图为TIMA上海的办公室一角 )
于是三年前,TIMA 尝试了一种更明确的安排:让星期三也属于个人。

相比弹性工作制,做四休三改变的是时间的默认归属。
过去,工作日先属于工作,个人生活需要从中申请时间;
现在,星期三原则上属于个人,只有确实需要处理的项目事务,才会临时占用。
如果相信同事有能力独立判断、承担责任,就不应该在赋予他们时间自主权的同时,又让他们为使用这份权利感到愧疚。
三、只欢迎成年人:自由、责任与必要例外
是的,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乌托邦,做四休三并不意味着加班从此消失。
尤其对广告公司来说,提案、拍摄和集中交付仍会带来紧张的节奏,客户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休息而改变自己的安排,遇到需要及时处理的项目事务,同事们依然会在星期三远程响应。
我们能做的,是在一个工作时间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里,主动创造一些相对确定的闲暇,改变星期三的默认属性。除了做四休三,TIMA 也不设置任何考勤和年假限制、也不跟随公共节假日调休补班,同事们可以根据项目进度和个人需要灵活安排休假,为忙碌的工作留出缓冲。

(注:图为“经济上行期”时的北欧outing)




同时,减少一天工作时间,也迫使着更高效的判断。哪些会议必须开,哪些信息需要同步,谁来决定,什么问题需要立即处理,什么可以等到下一个工作日。自由反而提高了对人的判断力和协作能力的要求。
在流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团队之间如何建立信任。
关于信任,明明提及了一次发生在他本人身上的小故事。
有一次在丹麦的旅行途中,他不小心把书包落在了山上,直到第二天才有机会返回寻找。那时山上已经有不少人来往,包是打开的,里面有相机、钱包等一切的贵重财物,却意外地没有丢失任何。这是很个人的旅行经历,但这件小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在日常生活或者工作里,人不必时时刻刻提防和怀疑他人,很多事情是否就可以变得简单一些?
对于团队也是,如果一个组织总是从防范开始,管理本身也可能消耗大量时间与精力,但值得注意的是,“信任”也并不意味着取消规则,而是如何在规则与自主判断之间找到合适的位置。
公司不预设员工需要被时刻监督,员工也不能把自由理解为责任的消失。相比固定的出勤时间,我们更在意工作成果、协作质量,以及每个人对项目的担当。Netflix 早期文化手册中有一句话颇具代表性:「Hire, reward, and tolerate only fully formed adults.」即「只雇佣、奖励和容忍成熟的成年人」。

TIMA 也由此启发,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欢迎成年人。 1.调节心态 2.平等沟通 3.承担责任
而这份信任并不只要求员工自律,管理者同样需要学会放手。
在《迷影2》的后期制作中,明明因为与导演沟通得过于直接和频繁,甚至让制片、创意和account同事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参与其中。同事们向他提出意见,直言:「在这个公司,没有人会推卸责任的。」这句话让明明印象深刻,他意识到这份“责任”早已经是团队成员间的一种相互承诺。信任很脆弱,但同时也是最强大、最高效的工作基石。
四、所以三年后,TIMA怎么样了?
这家公司究竟怎么样了?
答案可能有点平淡,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诚实地说,业务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甚至在广告业务之外,我们团队也持续在做自己的设计品牌,酒杯量杯、镜面飞盘、小猫香插、猫砂铲、露营椅、晴雨伞......
在TIMA,人人都有机会说5分钟的脱口秀(bushi),产品经理!
结合日常生活中灵感与观察,参与研发不同的有趣产品,释放不同的创意活力!
业务之外,真正明显的变化,其实是发生在人身上。
上海团队保持着极低的人员流动率。对创意公司而言,这意味着合作的默契得以延续,经验也能不断积累。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创意人才,因为做四休三主动了解和选择 TIMA,对“自由”的共同追求,让我们聚在一起。

今年刚入职的应届生同事甚至坦言,刚来的第一周真的对这个“非工作日”的周三感到诚惶诚恐,甚至反复确认,是不是大家真的都不来… 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就很快融入了;也有工龄更长的同事表示,已经比自己刚入职时的设想得还要呆得更久…而如今ta仍然喜欢着这份能有成就感、也有自由的工作!
如果问大家星期三都在做什么呢,答案就精彩得多了。
大家错峰:
趁阳光晒衣服晒植物、好好做三餐、看漫画、玩休闲桌游。


周围城市小驻、远程办公。

做陶艺、看艺术展、书展、逛书店、玩游戏机。


打网球、打高尔夫、攀岩。


全英文即兴喜剧演出、乐队表演。

精进一项新技术 不限于:乐器和打冰淇淋(还有精进的空间。
实现早晚8的自由 早8和大爷锻炼 晚8在live做梦。
在周三远离人类,进入动物世界。

飞奔去迪士尼(继续远离人类世界。

比起周末,工作日的城市会安静、闲适许多。

看演出、逛公园、出门看展!工作日的美术馆,美得不可思议!



不带着负担地画画、摄影,或者是打麻将、玩拼豆、忙着制作自己的乐队专辑,或者是准备一场即兴喜剧俱乐部的表演。创意脑实践之外,大家也会纷纷去做“体育生”, 羽毛球、网球、攀岩、高尔夫,或者是一直想重拾之前又没找到机会的游泳。


偶尔也回归最简单的生活,搬家、带宠物去医院、处理琐事、陪伴家人,或者只是安静读书,补觉、终于有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必做。
近一个世纪前,罗素就在《赞美闲散》中为闲暇辩护,甚至激进和犀利地指出“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而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他所珍视的,不只是劳动之余的休息,还有那些不必直接服务于生产、却让生活更加丰富的时间。
我们无法改变环境,但对于对一家创意公司而言,至少可以做的是,实践一种不同的制度想象,尽量为这样的可能性留出空间。
三年不是最终答案,只是一份阶段报告 —— 关于时间、创造力,以及我们为什么选择以这样的方式一起工作,
而实验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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