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远文：“关注新闻中的人并把人作为最高价值”丨
“抱着救世的情怀去做媒体，却发现自己连一个人都帮不了——既有“不能”，亦有“不愿”。看到了悲苦与艰难，最后却抽身而去，某种程度上，可说这是在中国做媒体人的原罪。”
这是“我们视频”副总经理彭远文在“腾讯·大家”自己专栏中写下的感慨。从一名机械工到书店店员，再到国内知名纸媒机构的负责人，他由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知识分子，言语间也流露着一种在现代社会少见的人文关怀。
到2017年9月11日，“我们视频”上线365天，这是一次传统媒体转型的开拓。在这纪念一周年的日子里，彭远文做了次总结：一年中，“我们视频”生产了5000+条短视频，在腾讯单一平台的累积播放量达30亿以上；“我们视频”还做了超过600场新闻直播，累计观看流量过亿。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视频”总播放量突破10亿只用了八个月。
从“保定男童坠井救援”，到“摩托车大军返乡”，再到“榆林产妇坠楼事件”，或许正是融入血液中对人的理解和关怀，让彭远文与“我们视频”在短短一年内就获得了亮眼的成绩。
在如今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公众对内容的需求变化极快，且被“多巴胺”牵着走。这个形势下，新闻短视频如何去满足用户的需求？其制作流程有没有一个范式？“我们视频”的系统方法论是怎样的？
今天，就让彭远文老师为大家解惑。
（以下内容根据采访整理而成）
1
为什么要做“我们视频”？
新京报需要转型，腾讯需要内容——一拍即合。
刚开始做这个项目，跟当时的总编辑王跃春聊，我就说这个项目不负担整个报社的转型任务，也得到了春总的认同。道理很简单，一个刚起步的项目，体量这么小，要负担整个报社转型，等于是用一辆小车去拉一辆大车，非累死不可。一定要轻装上阵，有一天长成参天大树，再来承担更多责任不迟，而到那个时候，其实报社已经转型成功了。现在从人员构成看，“我们视频”九成以上都是来自外部招聘。
做短视频，首先要搞清楚定位。而“我们视频”的定位是只做新闻，不做其他。不仅只做新闻，而且是专业的新闻，社会、时政、突发等方面是主战场，体育、财经、娱乐、科技等基本不涉及。这里面有对竞争对手的考虑，有对于社会责任的考虑，同时我们也相信，稀缺的东西总会体现其价值。
“我们视频”的类型现在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拿料求证，另外一种则是自拍原创题材。目前，“我们视频”的关注中心在社会突发类事件，另外，他们在人物纪实、暗访和街采等等方面也有涉足。
“天鸽”台风期间，“我们视频”发了一条短视频，把朋友圈流传的视频一个一个迅速地核实到地点，做成这么一个集锦。看起来很简单，但非常麻烦。在这个过程中，团队放弃了很多视频没有用，因为这些地点没有办法核实地点，无法保证信息准确，这是我们专业媒体比UGC强的地方。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内容的专业性和以前没什么不同，无外乎准确、快速、丰富几个方面。很多人说这是自媒体的时代，但“我们视频”相信新闻还是需要专业团队的力量，个人有很大局限性。机构媒体某种程度上跟一家工厂并没有太大区别，它也是通过一整套流程来保证产品的合格率。个人作坊或许会偶尔有非常优秀的作品，但也可能流出残次品，更难保证稳定的产出。从业者需要在机构接受长期严格的训练，虽然说现在“人人都是记录者”，但不能说“人人都是记者”。而且团队配合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叫“我们”的原因之一，我们不是单兵作战。
2
内容的价值观：
关注新闻中的人并把人作为最高价值
虽然社交媒体新闻事实性不足，但社交网络却是良好的信源渠道。和以前相比，传统的热线电话和线口资源仍然在，但时效和数量已经远远跟不上网络社交媒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做视频新闻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以前是记者不到现场，就没有视频，现在基本上重大事件都能找到现场视频，包括突发的瞬间视频。
具体到内容的制作，可以照搬任何一家传统媒体或者普通工厂的做法，不外乎分工和确定流程，比较而言，新闻生产的流程相对简单：报选题、采访求证获取素材、形成文稿、后期视频编辑、审核发布、渠道推广。
传统电视台把每天24小时划分成不同栏目不同时长，这一点跟报纸很相似，先划分然后填版面，但现在不一样，随时可以发，对时长也没有要求，长短随意，这跟新闻生产带来极大的自由度，所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闻视频生产，比以前更快更灵活。而对短视频而言，快速迭代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特征，不断补充新增信息。
比如说一个重要新闻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会同时安排前后方记者和拍客跟进：1、最快发布的可能只是一条只有基本信息的快讯，与此同时记者已经在去现场的路上；2、拍客到达现场传回素材，后方记者求证核实继续发布短视频；3、记者到达现场，根据情况可以直接发起不间断的直播，重要信息通过直播云剪制作成短视频发布；4、后续持续跟进做深度报道。
我举个例子：榆林“孕妇坠楼”事件。
这个事件刚刚曝出来的时候对于产妇家属是非常不公平的，可以说是很恶劣的（家属被塑造成了“恶婆婆”，“渣丈夫”形象，网上骂声一片）。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与院方的两次声明有关，声明中称“主管医生、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属提出剖宫产建议，均被家属拒绝。最终产妇因难忍疼痛，导致情绪失控跳楼”，还截了两张孕妇的监控图片，称这是产妇“下跪”，“与家属沟通（希望剖宫产）被拒绝”。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首发了完整的监控视频，观众可以自己判断是“下跪哀求”还是因“疼痛难忍跪地”，这是第一次反转：很多人开始改变观点，对医院声明提出质疑。然后我们独家采访到了当时在场的医院产科副主任和助产士，他们均承认当时没有向产妇家属提出过剖宫产的建议，产妇当时的情况是可以顺产的，家属是听取这个建议才做出继续顺产的决定的，而《护理记录单》中所谓的“拒绝手术”被解释为“医学术语”（很多医学界人士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这是第二次反转：意味着原声明中“主管医生、助产士、科主任也向家属提出剖宫产建议，均被家属拒绝”完全不成立。随后当地发布了官方通报，承认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对相关人员作出了停职处理。
而在视频的处理上面，我们对于标题的处理非常谨慎，这里可以列一下：
《产妇跳楼事件监控视频首度曝光：疼痛难忍两次跪地》
《专访坠楼产妇医院产科副主任：当时无需剖宫产》
《助产士回忆坠楼产妇状态：她疼痛耐受力较差情绪激动》
《产妇坠楼医院产科副主任：曾多次安慰其情绪 无法提供无痛分娩》
在视频剪辑上，我们尽量避免断章取义的嫌疑，尤其是监控视频、对产科副主任和助产士的第一条采访视频（这三条视频在腾讯的流量目前超过6000万），我们基本上是零剪辑，连贴推拉贴画面都没有——这也是比较罕见的，但我们认为有这个必要。
在采访上，记者也是一再追问确认，避免采访对象表达上有模糊歧义的地方——有部分网友认为我们的记者是在带节奏，这是对于新闻采访的不理解：呈现最准确的事实真相是采访最重要的任务，而随随便便聊聊天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
此外我们还做了一条“坠亡产妇”丈夫两天收到500多条谩骂短信的短视频，体现对人的关注，这也是“我们视频”的价值观：人性——关注新闻中的人并把人作为最高价值。
还有增量信息。例如之前的陕西特大车祸，这个新闻是当天最大的一个新闻，人们对此有巨大的疑惑：为什么一辆大巴出事（没有起火）会死那么多人？在那个时间点的任何信息都是稀缺的，而“我们视频”马上采到了当时事发现场旁边的店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人们可以据此去猜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直接撞到了墙上，响声巨大，前三排座椅挤在了一起）。在信息充分披露后再回过头来看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当时那个时间点记者采到的这个内容，是作为一个专业机构存在的价值。
对于短视频来说，时长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长里面提供的内容拉动力是不是足够，内容的信息密度够不够大。因此，最核心的事情是内容是不是够好，能不能撑这么长时间。一个节奏紧凑且波澜起伏的视频，每一个画面大家都能认真看，并可以从中获取完整的信息，就没有必要剪短。
3
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
传统媒体转型的时候会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觉得要充分利用现有人手的剩余价值，但实际上往往是行不通的。要做视频项目，一定要用专职的团队。
“我们视频”内部主要分为前期（记者）和后期（编辑和编导），比例大概是：2:1。其中前期分为快讯记者、外拍记者、直播记者，后期分为视频编辑和直播导播。
公司也有文字记者转去和视频打交道的，我认为在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丢掉对文字的迷恋，转而对视频产生强烈兴趣。我们这代人大多数都是这几年才开始接触视频（不像现在的小孩子从小就接触视频），要知道我们学习文字至少学习了十几年，视频的复杂程度不亚于文字，这方面需要谦卑，从基本的语法学起。文字记者的优势是熟悉新闻生产的流程要求，采访和讲故事的方法大同小异，但不要把之前文字报道的写作方式也带入视频制作。
我记得有句话说管理者应该把至少三分之一的精力用在招人上面，找对人，然后放手让他/她去做。一个好的视频团队，团队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整个团队里面所有人都是拼命干活的工作状态，员工自然而然就养成了好的工作习惯。长此以往，人也就培养出来了。
目前我们基本上每周开例会，都需要做新员工介绍。对我和刘刚来说，比较难的就是既要抓业务又要抓团队建设（包括招聘和人员培训），很多地方都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难得的是我们团队虽然很年轻（80%是90后），但都特别拼，特别能吃苦，特别爱学习，这是我经常感到欣慰又感激的地方。
4
对现在的反思和未来的计划
“我们视频”目前的产量仍然不够，与竞争对手相比，并没有拉开差距；质量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产品还不够细致，新闻性的时效性比较强但深度不够，而且在视频展现上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这是我们目前要去修正的地方。
而从业务、目标来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没变过，专注做新闻不做其他，甚至连我们的五个关键词：新闻（品类）、视频（形式）、手机（平台）、专业（品控）、人性（价值观），也一点变化也没有。我相信我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变化。主要就是不停地扩大团队，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如今从新京报的角度看，恐怕也找不到比腾讯更好的传播平台——除了腾讯网、腾讯新闻客户端等大流量的新闻平台，还有微信插件、qq弹窗、qq空间等社交渠道，这是目前国内媒体和平台的最佳组合。我们目前的分发渠道主要是腾讯的各个端口，一个利好的趋势是如今机器分发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因为我们的产量会越来越大，但推荐位则是有限的。
彩蛋：几个有意义的Q&A
Q：对于新闻来说，图文与视频带给读者的体验有什么不同？
A：这个题我们最近的招聘笔试题也提到了，很多回答都很好，比如图片强调瞬间，文字适合深度表达，视频适合现场呈现；视频比文图对网络条件要求更高……
我觉得视频与其他形式最大的区别是更接近人类最原初的接受信息的方式：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视频，而不是文字图片，所以视频对用户而言接受门槛最低。当然从制作上，它入门的要求最低（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用手机拍摄一段视频进行记录），但专业门槛又是最高的（比如电影无疑是目前专业门槛最高的传播形式，别的不说，单从投资动辄上亿即可做出这一判断）。所以视频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形式，发展空间极大。
Q：以前报纸时代对新闻的解读经常会伴有一些充满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思考，它虽然不能直接帮助公众提高逻辑性，但起码会有启发。但现在随着文字阅读得越来越少，您认为公众的理解能力与逻辑能力会受影响吗？未来他们对于视频内容的接受程度会向哪个趋势发展？
A：这方面我是一个乐天派，不太会为一个新的现象出现而忧心忡忡。比如说前几年智能手机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对于“机不离手”担忧，但近一两年，几乎没有人在说这件事了，大家都习惯了（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这当然会带来一些问题，总体而言，我觉得并不是一件坏事：所谓“机不离手”，它意味着人类接收资讯的时间远远超出之前任何一个时代，而这不正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主要原因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文字阅读越来越少，而是文字阅读占我们接收信息的形式的比例变小了而已（或者说通过看报接收信息的比例大幅度降低）——要说阅读文字的总量，很可能仍然是远远超出之前的。此外，视频虽然在抽象表达上不如文字，但如果付出足够多的制作成本，仍然是可以达到甚至超出文字的效果。所以我不认为这样一种变化会导致公众的理解能力与逻辑能力下降，如果这是事实，那一定是别的原因。
未来人们对于视频内容的需求一定会变得更多元，目前还只是起步，类似于文字的竹简时代。
Q：您如何评价抖音、快手这一类App？
A：我是抖音和快手的忠实用户，非常喜欢这类产品。我记得前两年快手遭遇非议的时候，我就在所在杂志写过一篇社论，大意是“快手是个好app”。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真正实现了“人人都可以记录”，发声是需要门槛的，所以在过去很多人只能靠别人代言，而代言往往是靠不住的——包括我们媒体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快手上看到一个农村妇女拍摄的收麦子、做煎饼的视频，也有几十万点击和上千条评论，老实说，那时候是有点小感动的。能在快手和抖音上（尤其是快手）看到更加真实的中国，我怎么会不喜欢呢？
Q：您提到过“王局的到来，帮助’我们视频’在质量上提升了非常大一截”，但王局在江歌一案上曾遭受过舆论的攻击，您觉得作为一名内容生产者，如何在舆论到来时正确地去面对并处理？
A：这大概只能用一句套话来回答：需要在意但不必过于在意。
以前的内容生产者是社会议题的制造者和主导者，你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报道题材并确定议题方向，所以那个时候观看内容的人叫“受众”，同时对于内容生产者来说，要想获得反馈非常困难。现在不一样，“受众”变成了“用户”，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角色，更是一个品头论足的评判者，可能会有人对失去主导权而不适，但我觉得总体而言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你收获了互动。可能有人会把公众称之为“乌合之众”——同名的书这些年非常流行，但我觉得这个词被严重滥用了。所以我对舆论反馈非常欢迎。
但是又不能过于在意：舆论有很多种，你到底听谁的？最终仍然需要用新闻的种种原则伦理作为指导，才不至于无所适从。
还是举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为例，我们一开始的报道被网民骂得非常厉害，说我们“为渣男洗地”，即便我们放出监控视频以及对医生助产士对采访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在凭着惯性批评，但一两天之后，舆论开始反转了。比较而言，江歌案的情况更复杂，不仅在于事实复杂，还因为价值观太多元，榆林产妇坠楼事件我们报道出事实之后，舆论很快转变，但江歌案即便事实报道得非常清楚，也仍然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从这个角度看，江歌案在人性丰富程度上，是一个比榆林产妇坠楼事件要好很多的题材：它不仅呈现事件当事人复杂的情感，而且映射出了旁观者价值观的种种不同。
Q：新闻的存在对公众的影响和意义在于？
A：我想不出比约瑟夫.普利策那句话更好的回答：“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Q: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运动式的伟大、光明、正能量还是现实意义上的平庸、苦难、忍辱负重？为什么？
A:媒体需要呈现美好的一面，这非常重要，否则别的不说，媒体人自己就要得抑郁症了。但报道苦难更加重要，因为这更为急迫。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媒通社，在此致谢。
来源公众号：腾讯媒体研究院（ID：TencentMRI），深耕媒体行业，探索前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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