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韩国政府因《寄生虫》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

原创2020-02-20举报

如何评价韩国政府因《寄生虫》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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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电影的现实意义和社会职能,更多是由被记录的内容而非记录者决定的;而这些意义和职能是否能落到实处,则是由受众决定的。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难实现。


作者 | 御    寒

编辑 | 赵思强


《寄生虫》又火了。

据韩媒消息,韩国首尔市政府在2月18日宣布,将拨款为1500户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改善住房条件,包括改善供暖系统,更换地板、安装空调等基础设施,每户家庭最多可获得320万韩元(约合1.9万元)资助。

考虑到刚刚在奥斯卡斩获四项大奖的《寄生虫》讲述的就是居住在半地下的一家四口的故事,首尔政府的措施很可能就是这部电影的功劳。

半地下是韩国、尤其是首尔市常见的一种民居方式。住户大多是因为收入不高,无法负担正常公寓的租金,而选择居住在通风、光照条件恶劣但相对便宜的地下/半地下。在韩剧《请回答1988》里,身负重债的德善一家五口住的也是半地下室。

图源:豆瓣《寄生虫》

由一部电影带来的社会讨论和政策变动,经常会被用以叙述“电影或艺术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是韩国电影《熔炉》。该电影改编自韩国作家孔枝泳的同名小说,取材于 韩国光州一所聋哑学校的真实事件,是韩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代表之作。

在现实案件中,7位受害人在1985年至2005年期间遭到了学校校长和老师的性侵和虐待,多位致力于为受害儿童讨回公道的法律工作者遭到暗杀。而校方利用权钱交易,多次躲过法律制裁,轻则只判了缓刑,继续在校内任职,受害学生不断增加。

《熔炉》于2011年9月22日在韩国上映,尽可能地还原了案件真相。电影上映后,在韩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最终观影人次达到466万,几乎是当时韩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重审案件。上映第六天,光州警方对此案重新展开调查,40名涉案教职员工或被起诉,或被处理,或接受内部调查。

然而,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性侵身障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诉期7年,该案已经过了追诉期。为此,网友联名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标准,并废除追诉期的规定。 

电影上映第37天,韩国国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规定性侵身障者、不满13岁幼童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同时废除公诉期,于2012年7月实施。为了纪念这部电影,该法案又被叫作“熔炉法”。另外,该事件还引起了社会对残障人群体的关注,促进了国会对《社会福祉事业法》进行修订。

图源:豆瓣《熔炉》

虽然该案件的主犯、时任学校校长当时已经因病去世,但是学校终于被关闭,其他涉案人员也受到了追诉。学校行政室长金某(66岁)于2012年重新接受审判,获8年有期徒刑、信息公开10年以及位置追踪追加10年的刑罚。

同样的事在欧洲也有发生。

1999年上映的法国/比利时电影《美丽罗塞塔》,讲述了一个刚满十八岁的比利时女孩罗塞塔,在找工作和谋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诱惑。该电影唤起了人们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关注,次年4月,比利时政府推出了“罗塞塔青年就业扶助计划”,禁止雇主以低于成年工人最低标准的工资雇佣童工。

在中国,随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发展,类似的事例也越来越多。

2014年9月25日,“打拐主题”电影《亲爱的》上映。电影改编自一起真实事件:一对夫妻关系不和睦,作为唯一纽带的儿子走失后,夫妻二人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路。最终,夫妻二人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遇到了养育自己儿子的一位农村妇女。为了争夺孩子,众人之间发生了种种冲突。

《亲爱的》引发了社会对拐卖儿童问题的激烈讨论,除了子女被拐的受害者以外,人们也看到了另一个群体——收买并抚养了被拐儿童的父母们。电影中,赵薇所饰演的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被拐来的,即使不是亲生孩子,也打心底爱护他。失去孩子以后,她的悲痛欲绝同样打动了很多观众。

次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图源:豆瓣《亲爱的》

现实催生电影,电影推动现实——这看上去的确是一件积极向上的事情。然而,无论是《寄生虫》《杀人回忆》,还是《亲爱的》《我不是药神》,其实本身并没有被赋予“改变现实”的崇高任务。

人的记忆并非永恒,群体的记忆尤为短暂。无论是日记、照片、Vlog,还是现实题材的电影、电视、纪录片,存在的目的都是增加“历史”的存在形式、延长“记忆”的存在时间。至于在此之后,它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关键还是在于“人”的选择。

回到《寄生虫》的问题。

《寄生虫》于2019年5月28日获得了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5月30日在韩国上映,2020年1月5日获得第77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1月13日入选奥斯卡6项大奖提名。然而,直到在奥斯卡上斩获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四项大奖后,政府才“慢一拍”地宣布这一措施。

从措施本身来看,似乎也有所不足。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2018年统计,韩国目前共有38万户家庭居住在地下、半地下以及阁楼内。在首尔,半地下室的住户比例占到全国近60%,也就是超过20万户。

和庞大的总数相比,仅有1500户能得到政府补助,可以称得上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政府拨款,本质上还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并不能撼动根深蒂固的社会阶层问题。

乍看之下,这或许更像一次“面子工程”,并没有达到大家所预想的“改变现实”的高度。这种类似的质疑也出现在此前的韩国电影上。

在贸然评价政府行为之前,必须认清的是,督促政府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的生活,是否是《寄生虫》最初的创作目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认为。

图源:豆瓣《寄生虫》

事实上,在最健康的状态下,一部电影记录的应该是已经被改变的事情以及它是如何被改变的,而非需要被改变的事情。我们往往将讲述了后者的电影成为“现实主义电影”。

在如今的语境下,“现实主义作品”似乎成了创作者的职责。除了电影,小说、音乐、图像、新闻,一切艺术或非艺术的创作形式,都在记录这一基础属性上,增加了揭露人性、讽刺现实的任务。而电影兼具了艺术性和纪实性,无疑其中最适合诞生“现实主义作品”的形式。

然而,电影的实意义和社会职能,更多是由被记录的内容而非记录者决定的;而这些意义和职能是否能落到实处,则是由受众决定的。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难实现。

在更多的情况下,“落到实处”的步骤是被忽略的。在豆瓣上打五星,发一条朋友圈,或者推荐给家人朋友,是大多数观众能做到的极限。人们不愿意承认的是,看完所谓的“现实主义电影”后,更多人所做的反而是逃避电影中的“丑陋现实”,回归自己所熟悉的“美好生活”。

根据豆瓣网友的整理,在2019年韩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中,《寄生虫》以1009.1万观影人次的成绩位列第五。此时的《寄生虫》就和所有电影一样,是流通于院线的一个商品。

直到奥斯卡之后,这部电影才从单纯的“好电影”,变成了一部足以代表韩国电影、甚至整个国家的“艺术象征”。从此以后,《寄生虫》将会作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的韩国电影”永远留在功德碑上,这部电影所记录的“事件”,会变成韩国社会永恒的“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看,《寄生虫》已经完成了它作为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任务——记录并放大“半地下式”这一现象在韩国社会中的话语权;而政府的举动就是把电影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落到实处”,甚至可以看作一种extra bonus(额外奖励),可能连奉俊昊都没有预想到。

“有总比没有好”——如此想来,“这个措施是什么时候颁发的”,和“这个措施到底会惠及多少人”,或许就不那么重要了。

退一万步来说,能够用电影将这些问题记录下来,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人类的同理心、共情力、使命感,以及对“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感知,都会被一部好电影所调动。他们或许不能改变社会,却能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

即使表面上的现实并未被改变,但是在冰山之下,总有某个人的命运因为某部电影而改变,从而影响未来的某个细节。

电影能为社会做到这个程度,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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