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韩国政府因《寄生虫》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
导语：电影的现实意义和社会职能，更多是由被记录的内容而非记录者决定的；而这些意义和职能是否能落到实处，则是由受众决定的。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难实现。
作者 | 御 寒
编辑 | 赵思强
《寄生虫》又火了。
据韩媒消息，韩国首尔市政府在2月18日宣布，将拨款为1500户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改善住房条件，包括改善供暖系统，更换地板、安装空调等基础设施，每户家庭最多可获得320万韩元（约合1.9万元）资助。
考虑到刚刚在奥斯卡斩获四项大奖的《寄生虫》讲述的就是居住在半地下的一家四口的故事，首尔政府的措施很可能就是这部电影的功劳。
半地下是韩国、尤其是首尔市常见的一种民居方式。住户大多是因为收入不高，无法负担正常公寓的租金，而选择居住在通风、光照条件恶劣但相对便宜的地下/半地下。在韩剧《请回答1988》里，身负重债的德善一家五口住的也是半地下室。
图源：豆瓣《寄生虫》
由一部电影带来的社会讨论和政策变动，经常会被用以叙述“电影或艺术拥有改变现实的力量”。
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是韩国电影《熔炉》。该电影改编自韩国作家孔枝泳的同名小说，取材于 韩国光州一所聋哑学校的真实事件，是韩国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代表之作。
在现实案件中，7位受害人在1985年至2005年期间遭到了学校校长和老师的性侵和虐待，多位致力于为受害儿童讨回公道的法律工作者遭到暗杀。而校方利用权钱交易，多次躲过法律制裁，轻则只判了缓刑，继续在校内任职，受害学生不断增加。
《熔炉》于2011年9月22日在韩国上映，尽可能地还原了案件真相。电影上映后，在韩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最终观影人次达到466万，几乎是当时韩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重审案件。上映第六天，光州警方对此案重新展开调查，40名涉案教职员工或被起诉，或被处理，或接受内部调查。
然而，当时的相关法律规定，性侵身障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诉期7年，该案已经过了追诉期。为此，网友联名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标准，并废除追诉期的规定。
电影上映第37天，韩国国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规定性侵身障者、不满13岁幼童最重可处无期徒刑，同时废除公诉期，于2012年7月实施。为了纪念这部电影，该法案又被叫作“熔炉法”。另外，该事件还引起了社会对残障人群体的关注，促进了国会对《社会福祉事业法》进行修订。
图源：豆瓣《熔炉》
虽然该案件的主犯、时任学校校长当时已经因病去世，但是学校终于被关闭，其他涉案人员也受到了追诉。学校行政室长金某（66岁）于2012年重新接受审判，获8年有期徒刑、信息公开10年以及位置追踪追加10年的刑罚。
同样的事在欧洲也有发生。
1999年上映的法国/比利时电影《美丽罗塞塔》，讲述了一个刚满十八岁的比利时女孩罗塞塔，在找工作和谋生活的过程中遇到的阻碍和诱惑。该电影唤起了人们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关注，次年4月，比利时政府推出了“罗塞塔青年就业扶助计划”，禁止雇主以低于成年工人最低标准的工资雇佣童工。
在中国，随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发展，类似的事例也越来越多。
2014年9月25日，“打拐主题”电影《亲爱的》上映。电影改编自一起真实事件：一对夫妻关系不和睦，作为唯一纽带的儿子走失后，夫妻二人开始了漫长的寻子之路。最终，夫妻二人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遇到了养育自己儿子的一位农村妇女。为了争夺孩子，众人之间发生了种种冲突。
《亲爱的》引发了社会对拐卖儿童问题的激烈讨论，除了子女被拐的受害者以外，人们也看到了另一个群体——收买并抚养了被拐儿童的父母们。电影中，赵薇所饰演的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被拐来的，即使不是亲生孩子，也打心底爱护他。失去孩子以后，她的悲痛欲绝同样打动了很多观众。
次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图源：豆瓣《亲爱的》
现实催生电影，电影推动现实——这看上去的确是一件积极向上的事情。然而，无论是《寄生虫》《杀人回忆》，还是《亲爱的》《我不是药神》，其实本身并没有被赋予“改变现实”的崇高任务。
人的记忆并非永恒，群体的记忆尤为短暂。无论是日记、照片、Vlog，还是现实题材的电影、电视、纪录片，存在的目的都是增加“历史”的存在形式、延长“记忆”的存在时间。至于在此之后，它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关键还是在于“人”的选择。
回到《寄生虫》的问题。
《寄生虫》于2019年5月28日获得了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5月30日在韩国上映，2020年1月5日获得第77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1月13日入选奥斯卡6项大奖提名。然而，直到在奥斯卡上斩获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四项大奖后，政府才“慢一拍”地宣布这一措施。
从措施本身来看，似乎也有所不足。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2018年统计，韩国目前共有38万户家庭居住在地下、半地下以及阁楼内。在首尔，半地下室的住户比例占到全国近60%，也就是超过20万户。
和庞大的总数相比，仅有1500户能得到政府补助，可以称得上是杯水车薪。更重要的是，政府拨款，本质上还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并不能撼动根深蒂固的社会阶层问题。
乍看之下，这或许更像一次“面子工程”，并没有达到大家所预想的“改变现实”的高度。这种类似的质疑也出现在此前的韩国电影上。
在贸然评价政府行为之前，必须认清的是，督促政府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的生活，是否是《寄生虫》最初的创作目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认为。
图源：豆瓣《寄生虫》
事实上，在最健康的状态下，一部电影记录的应该是已经被改变的事情以及它是如何被改变的，而非需要被改变的事情。我们往往将讲述了后者的电影成为“现实主义电影”。
在如今的语境下，“现实主义作品”似乎成了创作者的职责。除了电影，小说、音乐、图像、新闻，一切艺术或非艺术的创作形式，都在记录这一基础属性上，增加了揭露人性、讽刺现实的任务。而电影兼具了艺术性和纪实性，无疑其中最适合诞生“现实主义作品”的形式。
然而，电影的现实意义和社会职能，更多是由被记录的内容而非记录者决定的；而这些意义和职能是否能落到实处，则是由受众决定的。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难实现。
在更多的情况下，“落到实处”的步骤是被忽略的。在豆瓣上打五星，发一条朋友圈，或者推荐给家人朋友，是大多数观众能做到的极限。人们不愿意承认的是，看完所谓的“现实主义电影”后，更多人所做的反而是逃避电影中的“丑陋现实”，回归自己所熟悉的“美好生活”。
根据豆瓣网友的整理，在2019年韩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中，《寄生虫》以1009.1万观影人次的成绩位列第五。此时的《寄生虫》就和所有电影一样，是流通于院线的一个商品。
直到奥斯卡之后，这部电影才从单纯的“好电影”，变成了一部足以代表韩国电影、甚至整个国家的“艺术象征”。从此以后，《寄生虫》将会作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的韩国电影”永远留在功德碑上，这部电影所记录的“事件”，会变成韩国社会永恒的“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看，《寄生虫》已经完成了它作为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任务——记录并放大“半地下式”这一现象在韩国社会中的话语权；而政府的举动就是把电影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落到实处”，甚至可以看作一种extra bonus（额外奖励），可能连奉俊昊都没有预想到。
“有总比没有好”——如此想来，“这个措施是什么时候颁发的”，和“这个措施到底会惠及多少人”，或许就不那么重要了。
退一万步来说，能够用电影将这些问题记录下来，本身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人类的同理心、共情力、使命感，以及对“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感知，都会被一部好电影所调动。他们或许不能改变社会，却能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
即使表面上的现实并未被改变，但是在冰山之下，总有某个人的命运因为某部电影而改变，从而影响未来的某个细节。
电影能为社会做到这个程度，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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