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身处疫情一线的记者:每次采访回来,就像捡回一条命

原创2020-02-19举报

那些身处疫情一线的记者:每次采访回来,就像捡回一条命

扫描,分享朋友圈

导语:迄今为止,全国差不多有300位记者在武汉的疫情一线报道,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外界传递着一手的信息。他们在消解了外界的不确定性时,自身也陷入到某种不确定性当中了,比如直面病毒的威胁。


作者 | 思想漪

编辑 | 赵思强


他们是一群很有辨识度的人。

大部分人戴着眼镜,牛仔裤是标配,背着双肩包,走在大街上,拿着相机或手机随处拍,眼睛瞄着四周的人群,瞅准某个人,走近,攀谈,这个人可能会成为某篇10万+新闻报道中的一个主角或者主角,而询问的人,在职业称谓上,叫做“记者”。 

他们被视为社会之中最具理想主义、公共情怀与专业精神的人之一。

武汉疫情发生之后,全国差不多有300位记者涌入湖北与武汉,他们时刻传递着居住在这850平方公里内1000多万人的动态,字里行间渗透着某种希望或悲伤的力量,甚至能够影响微博热搜的排名、某款药品所属上市公司的股价与政府的某些决策。 

这些号称是“瞭望者”的记者也在武汉经历了不少魔幻时刻,比如: 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居民,两人隔着一米多远。记者想近一点,向前走了一步,居民下意识后退了半步。另一位记者买空了酒店附近一家“盒马鲜生”超市里的所有罐装可乐,共有40多罐,每天定量喝,最多一罐。还有一位记者,已经吃了十几天外卖,吃的最多的蔬菜是土豆,肉食则是鸡肉,他甚至断言,鸡肉“酸酸的,有一股味儿,肯定是冷冻保存的”。 

在医生、护士与志愿者之外,在武汉报道的记者同样引人关注。我们联系到了3位目前在武汉疫情中心区报道的记者,一位是北京某报社的记者杨越,另一位是上海某报社的记者老林,以及武汉当地某报社的记者叶行。

透过他们的讲述,或许,我们更可以了解到武汉目前最真实的状况。


 现在有些媒体有点泄气

记者姓名:杨越

年龄:30岁

职业工龄:6年

工作单位:北京某报社

到达武汉报道日期:1月28日


虽然身在武汉,但我对李文亮医生的采访是在微信上进行的。

时间应该是在1月31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当时李文亮住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根本没机会见面。

他尝试着说了几句话,李文亮当时已经说不上话了,我听着,太痛苦了。

李文亮医生(已于2月7日凌晨去世)生前与杨越微信对话截图 /杨越供图

他的声音很喘,显得特别疲惫,就跟尘肺病人似的。李文亮回复信息,有的快,有的慢,但回复的都比较简短,快点20秒左右就回一条,慢点可能就两三分钟。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感觉他状态挺好的。

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出他的心情还不错,因为那两天他身体有好转,自己也比较有信心。

李文亮跟其他的采访对象都不一样。在武汉采访,可能接触10个医生,8个是拒绝的,包括普通人都可能会拒绝你的采访,但是李文亮明显不排斥

想不到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这一定会引起一波巨大的民意波动,因为从心理和情感上,大家接受不了。

我决定去武汉报道新闻时,正在河南老家,与父母、妻子在一块准备过年,时间是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我看到报社群里的消息,有编辑问,谁愿意去武汉。我没犹豫,立刻私聊编辑,说,我愿意去武汉报道。

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当上了记者,一干就是6年。2003年非典爆发时,我正在读书。武汉疫情开始时,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真的,毕竟非典刚过去17年,大规模的传染病基本要等到100年或者50年才爆发一次,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就再来?

家里人问我,你为啥要去,太危险了。我说,这是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有最安全的防护。其实都没有,但这样的回答最能让家里人放心。

我所有的采访设备都在北京,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回北京的火车。1月28日,我带着口罩、酒精、微C泡腾片与录音笔、照相机等物品去了武汉。口罩没在北京买到,一部分是同事送的,一部分是报社发的,剩下的都是家人或者亲戚送的。

当时已经是武汉封城的第6天了。武汉站买不到票了,我只得买到郑州站,等到了武汉再补票。车到湖北孝感,临时停靠,我想下车拍几张照片,结果发现火车站的灯全黑着。

到了武汉,刚下过雨,天气有点冷,火车站内只亮起了几盏灯,下车的除了我和同事,只剩下一位军人以及两位从吉林旅游回武汉的。

列车长没有让我们补火车票的差额,算是这趟旅程很暖心的事情。

之前,我们编辑部开会,定调武汉报道,说“武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现在发生了一场悲剧”。报社的领导提出要求,“要挖掘真相,要报道事实”。

武汉的一条马路  /杨越拍摄

到现场之后,复杂状况超出了我和编辑部的预估。主客观环境都很复杂,一个是客观的报道难度。在前方,疫情、舆论的整个环境始终在变化,自由探索的空间也在不断地变化。目前,只能做一些常规性的选题,比如物资短缺、还没有等到床位的确诊患者等等。

有一些媒体很让人尊敬,比如财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反正我这边酒店里住着的几家媒体,据我了解,现在都有点泄气。

其实物理的隔离并没有限制记者的活动,ICU的病人接触不了,一般情况下,记者也不会进去。其实真正的采访重心可能落在医生身上。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选择不接受采访,不想说;或者说,知道一些东西,但觉得现在不是说的时候。

现在,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媒体的同质化内容比较多。大家关注的点都差不多,比如前期的“缺物资”,后期就是病床之外的确诊患者等等,我这两天在做缺物资的选题,后面也会做病床之外的确诊患者的选题。事实上,别的媒体也在做报道,我感觉有一些媒体资源、公共资源就这样被消耗掉了。

要是能寻找新的一些角度,发现新的问题,让外界的声音多样性一点,这样就好多了。


过段时间,可能要推“卤蛋头”

记者姓名:老林年龄:36岁

职业工龄:13年

工作单位:上海某报社

到达武汉报道日期:2月7日

我做记者做了十几年。一直在跑国内的突发事件,比如缅北战事、汶川地震等,这些事件的危险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

但疫情报道特别不一样,看上去很平静,但是风险无处不在。

 老林在武汉方舱医院拍摄 /老林供图

来之前,我就备了很多医用的、3M的口罩,这是压箱底的。毕竟,这场战役打到什么时候,现在还没有明确日期。

2月7日,我乘坐飞机来到武汉。落地时,大概是晚上七八点。坐大巴回酒店的路上,武汉街面上安静极了,没有车,也没有人。景观灯、公交车站牌,广告屏等等都正常亮着,道路远处的居民住宅楼都是灯火通明。 

感觉有点瘆人,空气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住的酒店后面是一座高架桥与高层建筑小区,我们晚上9点入住酒店,看到窗外,不知为何,会有午夜凌晨的感觉。 

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也在隔离点拍照,就没有这么紧张和慌乱。摄影记者的工作就是在现场,我们需要实打实去经历一个现场,才能在影像里呈现一个现场。不到现场去的话,你可能什么都没有。

老林的工作状态 /老林供图

在武汉工作,就是黑白颠倒。医院的夜班更适合用影像做一些表达

当然也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防护服上破个洞,会让年轻护士紧张。有些护士不是呼吸科或者传染科的,而是从其他科室调过来的。他们一般穿着防护服工作四五个小时,防护服太重太闷了,有人就直接晕倒了。 

根据医疗队的要求,我要把污染区、半污染区、洁净区这些概念都要落实到生活里面。

比如,我在外面采访回来,进入第一道关,酒店会对我进行一个全身消毒,第二道关,进到房间门,我就要把外面的衣服全部脱掉,包括相机包、外套等。第三道关,卫生间和卧室有个门,这个过渡地带叫做半污染区,我的照相机就会放在这个区域进行酒精擦拭或者紫外线照射。

被包裹着相机 /老林供图

有一次坐电梯,我看到有人喝可乐。我平时写稿的时候,就喜欢喝可乐。医疗队这边发的都是矿泉水,没有味道。

那天,我去附近的盒马鲜生把可口可乐都买完了,一共40多罐,每天一罐,省着喝,因为平时真的买不到。 刚到武汉那天晚上,我发了朋友圈,结果没有屏蔽妈妈。她就打电话给我,接通后直接哭了。

她也知道我一直跑一线现场,但都没有这一次担心来得厉害。 我已经习惯了在外面跑类似的采访,以前在外面不管是多危险,我都不会跟他们说,但在武汉,我每天都会和妈妈、爸爸发微信,告诉他们,我今天的身体是健康的。 

最近我的头发长了一点,之前,很多医生都剃“卤蛋头”,我还是有点不舍我的头发。

再坚持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我可能也要推成“卤蛋头”,为了安全,方便穿防护服。


现在武汉居民进入了“疲倦期”    


记者姓名:叶行

年龄:32岁

职业工龄:8年

工作单位:武汉某报社

到达武汉报道日期:1月20日


我的媒体生涯几乎一直在武汉,辗转过不同的报社。

作为地方性媒体,受限于平台韧性和资源限制,武汉媒体的调查报道不太好做。 更多的时候,是无力感袭来。 

十几天前,我去采访武汉的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你可能从没见过这样的求助者:人们纷纷寻求医生帮助,确诊自己的疾病,确诊得越严重越好,以获得治疗的机会。

但往往,人们连确诊的机会都没有。在我的常识里,人民应该都是希望自己不要生病,不要被确诊,比如癌症。

哪怕医生在宣布之前,人们都在期望,不要确诊真的患病。 但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武汉香港路地标雕塑被人戴上口罩 /叶行供图

有同学问我,你们记者消息多,知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他开了间小公司,现金转不开,家庭房贷压力骤然加大。

我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事实上,我在得知“钟南山即将到武汉“的消息时,才感觉到此次疫情不简单。 在疫情爆发之前,我有报过相关的选题,但没有通过。我之前获取信息,也主要在网络和本刊刊发的通告上,当时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多重视,当然也没有多准备口罩。 

1月20日,钟南山宣布人传人之后,口罩成了硬通货

1月24日,武汉封城第二天,我在路边买口罩,对方自称把周边三家药店买空,N95口罩,25元一只,我买了两只,在应急的时候用;一次性口罩,6元钱一只,我买了10只,平时一般场合使用。  

我的日常采访也变得困难。家里人不让我出去采访,说赚得也不多,还冒这么大风险。我会骗他们,说是去办公室,不敢说是在外采。

为此,我们没少吵架,这是工作,没办法。 每次出去采访,我只戴两层一次性医用口罩。穿着防护服去医院门诊采访,给人的感觉怪怪的,因为大部分人都没穿防护服,你穿着防护服上去采访,看着就挺吓人的。

我去街面上采访居民,两人隔着一米多远。我想近一点,前进一步,但居民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就算去医院采访,我也总是后怕。去的时候,感觉没怎么样,但出来的时候会后怕,过段时间,发现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感觉像捡了一条命。 

武汉某报社最近发了几篇稿子,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中一篇,是关于“武汉加油”的评论。个人感觉,他现在应该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是工作范畴的内容,但别人把他的照片都人肉出来了,有些文章直接把他的照片放出来。 

关于疫情的消息,我觉得武汉的居民到了一个疲倦期

比如围绕一次性口罩能不能重复使用,就有人说可以,有人推翻,大家似乎对信息已经有点疲乏了。 

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晚上,我在医院楼下呆了半个小时左右。他去世的消息从9点半开始传到凌晨12点半,有媒体不断地从不同的信息渠道获悉李文亮医生已经去世,但也有一些媒体说,还在抢救。

那两三个小时内,各种纷乱的消息很多,李文亮医生的朋友也在社交媒体上对这种情况表达了抗议。 

现场以及舆论的氛围很怪异。 我拍了一张武汉市中心医院门口的照片,然后就走了。我当时想,李文亮医生如果离开了,我就相当于去送他吧。如果他醒过来了,那我就相当于迎接他吧。

到现在为止,妻子一直不知道我去医院采访。如果她知道了,她肯定不会再让我外出采访了。

如果再来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还会当记者。

叶行拍摄的武汉中心医院“急诊”门口

(应被采访者要求,杨越、老林、叶行为化名)

那些身处疫情一线的记者:每次采访回来,就像捡回一条命

扫描,分享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