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得去的故乡成新趋势，年轻人为何选择返乡？背后暗藏千亿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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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得去的故乡”作为一个精神原乡的概念，它回应了现代人怎样的集体乡愁与身份认同焦虑?
钟冬全：其实“回得去的故乡”这个命题，恰恰是对过去多年来社会共识中“回不去的故乡”的一种回应和转变。这背后是时代语境的变迁——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转型、群体心智的成熟以及价值观念的重塑，人们对“故乡”的认知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下行周期、城市生活的压力加剧、不确定性增强等因素，都在促使每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个体——无论是创业者、职场人，还是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归属。
“回得去的故乡”之所以在当下能够成立，正是因为它回应了现代人渴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的深层需求。它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回归，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返乡，是在大城市快节奏生活方式与内心对安定、归属的渴望之间，寻求一种创造性的结合。这种结合既是对现实压力的纾解，也是对身份焦虑的安抚。因此，“回得去的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心理概念、文化概念。它标志着现代人开始尝试在流动的时代中重建自己的精神坐标，在变革的社会里寻找恒定的价值依托。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化解乡愁与认同焦虑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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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回得去的故乡”这一命题的流行，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城市文明的内在疲惫与价值危机?
钟冬全：“回得去的故乡”这一命题的流行，恰恰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城市文明内在的疲惫与深刻的价值危机。这种危机，在我看来，核心在于城市系统的高速运转与人类本质需求之间产生了断裂。以我所在的深圳为例，这种“疲惫”体现得非常具体。整个城市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快到让人无法停下，快到生活被挤压得只剩下工作。这种“停不下来”的状态，会把人推向一个极端，迫使人们开始反思：我所有的时间、精力乃至人生追求，难道最终仅仅是为了金钱吗?
这时，一个根本性的价值危机就浮现了。人们会停下来追问：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工作本应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生活本身，难道不就是为了实现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吗?城市文明的困境就在于，它构建了一个难以停歇的系统，但人本质上是需要休憩、需要精神滋养、需要回归乡野与自然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困境与冲突，触发了大规模的精神转向。当物质条件达到一定基础后，人们必然会回归对生活本质的思考——我究竟想要何种生活方式?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应该如何平衡?而“回得去的故乡”，正是当这个“平衡器”到达临界点时，所产生的一种集体性的向往与解决方案。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归处，更是一种对失衡的城市生活的精神反拨，是对另一种生命节奏与价值实现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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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除了文旅，还有哪些新业态能真正吸引年轻人、人才与资本回乡并沉淀下来?
钟冬全：除了文旅，一个潜力巨大且正在发生的业态是 “乡村建设与消费升级服务产业” 。这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真实的“归乡建设”潮所催生的完整产业链。我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我一位在深圳开了20多年茶叶店的安溪朋友，他几年前在老家村镇的宅基地上，推倒旧宅建了一栋三层别墅。由于他长期在深圳，具备前沿的审美和设计理念，他将自家房子建成了一个现代新中式的标杆——拥有落地窗、讲究的灯光和软装。
关键点就在这里：当他的房子在2023年完工后，迅速成为了整个村镇羡慕和模仿的对象。从2024年到现在，他们村乃至周边区域掀起了宅基地自建的热潮，这直接带动了当地家居、建材、装修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当初帮他装修的那家本地公司，如今已接单接到手软。
第一，它证明了中国广大的下沉市场正经历一场“品质居住”的消费升级。新农村的自建房，不再是简单的遮风避雨，而是对设计、建材、家居都有了更高品质的要求，这是一个庞大的增量市场。第二，下沉市场的品牌逻辑与城市截然不同。我朋友发现，当地百姓并不盲目迷信一线大牌，他们更认可那些通过“刷墙广告”等本土化方式，真正渗透到他们日常视野中的品牌。例如一些门窗品牌，它们或许在城市并非顶尖，但通过这种接地气的营销，在乡村市场建立了极强的信任和销量。
这对我们(特别是家居建材行业)的启示是：中国市场的深度超乎想象。当年轻人带着城市的经验、审美和商业嗅觉回归乡村，他们完全可以在“服务乡村建设本身”中找到立业之地——无论是成为优质建材的本地服务商，一家有设计能力的装修公司，还是一个整合资源的项目管理者。这不仅仅是回乡，更是用新的商业形态参与并引领故乡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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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得去的故乡”这一命题，直面了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空心化”的社会痛点。在您看来，这一趋势是如何推动社会人口从过去的单向流出向双向流动转变的?
钟冬全：我认为这是一种在时代条件与个人选择共同作用下的自然演变。当前，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迭加经济周期调整，部分中年群体——特别是35岁、40岁以上，拥有丰富职业经验与一定物质积累的从业者——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轨迹。对他们而言，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有限的职业空间与创业风险，使得“返乡”成为一种更优的人生选择。这批人的回归，为城乡间的“双向流动”注入了新的内涵。他们带回了在一线城市积累的专业技能、审美视野与商业模式，回到家乡后往往能形成一种降维打击式的竞争力。
这种人才回流不仅为个体找到了事业与生活的平衡点，更关键的是，他们将城市中成熟的商业理念、服务标准和审美意识带回家乡，从而提升了当地产业的整体水准。当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城市的经验回归乡土，乡村就不再是单向的“人口输出地”，而有可能成为新业态、新生活方式的实验场。这一转变，正是城乡融合发展在人口流动层面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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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择回乡发展的青年群体，您认为这种选择是如何重新定义当代年轻人心中“成功”的内涵的?
钟冬全：我认为这种选择正在悄然重塑“成功”的价值观。当一个人决定回到家乡，他所追求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职业成就或物质积累，更包含了一种对乡土社会的责任与反哺之情。这些青年将在一线城市获得的经验、知识和视野带回家乡，在本地创业或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自然产生一种“造福于民、造福于乡”的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让他们在做事时不再仅仅着眼于短期利益，而是更注重长远的社会价值——如何让家乡变得更好，如何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当“成功”被赋予了这样的内涵，它就不再只是个人地位的提升，而更是一种自我实现与乡土发展的双向成就。这也反映出当代青年正在寻求一种更具温度、更有认同感的生活方式——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能回归情感与文化的根脉。当这样的选择逐渐成为一群人的共识，它所推动的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改变，更是一个地方、一片乡土的整体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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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到当前国家正出台政策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发展。从您的观察来看，设计师及相关创业者应如何精准把握并有效运用这些政策机遇?
钟冬全：要精准利用政策，关键在于将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化为具体的地方商业机会。我认为，设计师需要成为一个“政策的翻译者”和“本地化实践的连接者”，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和行动：
第一，理解顶层设计：从人文经济学中把握核心方向。国家在宏观层面倡导人文经济学，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未来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核心，注入文化内涵，关注精神追求。对于设计行业而言，这意味着一场巨大的机遇——社会资源将向能够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与精神满足感的领域倾斜。而“回得去的故乡”及其带动的乡村建设，正是人文经济学最容易落地、也最迫切需要重构的领域。以前这可能是个体的自发行为，现在加上了国家政策的推动力，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历史性合流。
第二，寻找落地接口：将宏观趋势与微观需求相结合。在宏观的“人文经济学”之下，微观的社会层面正在自发地涌动“情绪经济学”的浪潮。人们愿意为文化认同、为乡愁、为美学体验、为精神愉悦付费。设计师的精准发力点，就在于用“情绪经济学”的微观解法，去实现“人文经济学”的宏观目标。具体来说，就是深入到一个具体的村落、一栋自建房、一个文旅项目中，用你的设计能力，将当地的文化特质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情绪价值”。比如：将一个老宅改造为既能满足现代居住舒适度，又能承载家族记忆的“精神空间”。为一个村庄做整体规划时，打造出能引发游客共鸣与传播的“文化打卡地”。
第三，采取具体行动：实现可持续的事业。研究地方细则：密切关注你目标回乡地省市县一级的具体配套政策(如宅基地改造规范、文旅项目补贴、美丽乡村建设试点等)。参与示范项目：争取加入政府主导的标杆项目，这是理解政策要求、建立信任背书最直接的途径。打造可复制的商业模式：你的设计服务，最终要帮助客户(无论是个人业主还是村集体)在物质创收与精神满足之间找到平衡。只有让项目本身具有经济可持续性，你的回乡创业才能成为一项“终身事业”。总而言之，政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市场的风向标和资源的催化剂。善于利用政策的设计师，本质上是在为故乡的进化提供一份既符合国家趋势、又满足个体情感的“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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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国内乡村审美落后于国外。您是否认为，设计师返乡的潮流能够切实推动中国乡村整体美学水准的提升?
钟冬全：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人们常感叹国外乡村的“好看”，其本质并非单纯的建筑形式，而是一种完整的、由内而外的“在地文化”表达体系。打动人的是那个地方独特的历史、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而建筑和装饰只是这种文化的物质载体和最终呈现。
这种“在地文化”与“当代设计”相结合的方法论，是具有普适性的。当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带着这样的认知回到家乡，他们就不会简单照搬“欧陆风”或“日式风”，而是会去深入挖掘本地的材料、工艺和空间智慧，用现代的设计语言重新诠释在地文化。这种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从量变引发质变，逐步形成属于中国乡村自己的、既有文化底蕴又符合当代审美的新风貌。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但方向是明确的。设计的价值，正在于为乡村赋能，让乡土之美被重新看见、被现代化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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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回得去的故乡”从美好愿景转化为普遍现实，您认为当前面临的最大系统性障碍是什么?是观念、资本、政策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钟冬全：这些问题确实都存在，但它们的权重不同。在观念、资本、政策、技术这四者中，技术其实是最容易突破的环节。真正的挑战在于前三个方面形成的系统阻力。观念上，需要打破对乡村“落后”的刻板印象，让更多人看到乡村的价值潜力;资本上，要建立能够支持长期价值而非短期回报的投资机制;政策上，则需要更灵活的制度设计，为城乡融合创造更友好的环境。这个系统要真正转起来，需要的是推动力的共振。当有更多成功案例出现，当人们看到那些返乡者真正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系统的改变就会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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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展望未来十年，您认为“回得去的故乡”这一社会趋势，将如何重塑中国的城乡关系格局?
钟冬全：我认为最深远的影响，可能是催生城乡二元结构之外的“第三元”社会形态。这批从城市返乡的群体，他们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带着现代社会的知识结构、管理经验和审美标准回到家乡。这种融合将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态——既保留乡土社会的亲情纽带和文化根脉，又融入现代城市文明的元素。在家庭结构、社区治理、产业发展等多个层面，都可能形成一种兼具传统温情与现代效率的新范式。这不仅仅是人口流动的变化，更是两种文明特质的创造性融合，有望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城市化路径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回不去的乡愁”到“回得去的故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代人心态的转变，更是一种新时代生活哲学的萌芽。当城市节奏快得让人停不下脚步，故乡成了许多人心中平衡现实与理想的支点。它不再只是记忆中的模糊背影，而逐渐演变为安放身心、实现价值的新土壤。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城市的经验与视野回归，用设计焕新老宅，以商业激活乡土，在沉淀中寻回生活的质感。
这场“返乡潮”悄然重塑着成功的定义——它不必是单向度的向上攀登，也可以是双向的奔赴：在成就自我的同时，反哺一片土地的生长。当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田野，当审美与温度融入乡村建设，故乡便不再只是地理的坐标，更成为连接传统与未来、承载诗意与生机的生命场。或许，我们终将发现：最好的生活，不是拼命逃离，而是从容归来。
最后，感谢钟冬全老师的分享，为我们勾勒出城乡融合进程中那些具体而微的动人图景，也让我们更加坚信：每一次对故乡的重新想象，都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选择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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