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当我谈创造力时,我谈些什么

转载2014-10-30举报32

伟大的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当我谈创造力时,我谈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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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幻作家之一,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家,生物化学教授,门萨学会会员。1959年,ARPA(高等研究计划署,现为DARPA,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接触了阿西莫夫,在当时,“太空时代”的曙光初现,军方希望“借用”他的大脑,去思考一些“超出常规”的事情。他为 ARPA 的工作内容从未被公开——直到几天前,阿西莫夫的好友之一,亚瑟·奥贝马耶(Arthur Obermayer)整理了他的旧文件,随即意识到他的朋友五十多年前的想法如何照耀进了现实。


来源:果壳网
Jerrusalem/译


亚瑟说:“1959年时,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分支机构 AIAA 的科学家,这个机构专门研究核武器对飞机结构的影响。我们从 ARPA接到了简称为 GLIPAR(Guide Line Identification Program for Antimissile Research,反导弹引导路线识别程序研究)的合同,目的是研究讨论可用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创新方案。不过,ARPA 和政府后来意识到,无论花费多少资金在改善和扩展现有技术上,这些研究仍然未能脱出旧的牢笼。他们希望我们和其他的一些承包商更加‘大开脑洞’(关于 DARPA 的脑洞,请参阅 DARPA:真实版神盾局的 10 个疯狂科学计划)。所以,当我第一次参与到这个项目来的时候,我就建议我的好友阿西莫夫也参与进来。我知道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最初同意了,并来开了几次会。但最终,他决定不再继续参与,因为他不希望获得任何的机密信息——这些会限制他的言论自由。临走前,作为他对该项目的唯一正式产出,他写下了这篇关于‘创造力’的文章。该文从未在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外正式发表或者使用过。直到最近,我在整理一些旧文件时发现它静静躺在角落。虽已有近60年之久,我的老友仍以他犀利、睿智的目光洞穿至今。”

随后,亚瑟这篇名为《有关创造力》(On Creativity)的文章交付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予以发表。



创造力是如何产生的?


不管创意是什么,从本质上说,产生“创意”的过程在所有创意分支和品类中都是一致的。因而,无论是一项新艺术形式、一个新工具还是一个新科学理论的进化,都包含相同的元素。我知道我们目前最感兴趣的“创意”是一套新的理论,或者一项新的应用,但我想把问题普世化。

探究“如何产生灵感”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回头看:思考过去伟大的点子与那些灵光一现是如何产生的。不幸的是,产生创意的方法就连“创新者”自己也不甚明了。但是,如果一个惊人的创意同时却独立地眷顾了两个人呢?也许,这两个独立样本的共同点将点亮我们探寻道路上的明灯。考虑下进化论和自然选择:它就是由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几乎同时,又各自独立创立的。

他们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同样是行万里路,观察陌生的动植物,思考不同地区动植物的区别。他们对为这些现象寻找解释而兴致盎然,但他们都失败了——直到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双方自然而然地预见到,人口过剩与淘汰机制(马尔萨斯把这个理论用在人类身上)将何等适用于进化学说和自然选择。

这样就显而易见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在某些领域有着深厚功底的人,还需要他们把看似风马不及的两样东西联系起来的能力。

无可辩驳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许多伟大的博物学家都曾研究过“为何世间物种彼此不同”;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曾阅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也许两者的群体之间就有重叠。但,你需要一个既研究物种,又阅读马尔萨斯,还能做出交叉联系的人。

这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被发掘的稀有能力。一旦一个交叉联系公诸于世,它将如此的显而易见——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将会在看到《物种起源》后惊呼:“我怎么会笨到没想到这个!”

但他为什么想不到?人类思想史给出了答案:即便所有事实摆在眼前,提出基于它们的新想法仍然是困难的。交叉连接和创新思维需要相当的胆识,无法大胆迈出那一步,那么之后的无数演绎和发展都不能被称作“新点子”,而只是纯粹的“老古董们发展的必然结果”罢了。

“创新”一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普遍接受。最开始,它们通常都不那么“合乎情理”。地球是扁球体,而非平面;地球围绕太阳转而非反之;运动物体需要被施加外力才能停下,而非需要施加外力维持它的运动——这些都多么地不符合“常识”。敢于悍然挑战情理、权威和所谓“常识”的人,通常都十分自信。这些人一定会显得卓尔不群,甚至有些怪异(至少在有些方面),这就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

因此,一个有创意的人需要在他感兴趣的方向有一个优秀的知识背景,并且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习惯(成为一个疯子可不够)。

富有创造力的人如何工作?


一旦你们有了目标人选,接下来的问题是:你希望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他们相互讨论问题;还是将他们分开来,把问题丢出去让他们独立工作?

我觉得,就创造力而言,独立是必须的。有创造力的人需要在任何情况下不间断地工作。他的思维一遍一遍地梳理着所有已知信息,甚至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著名的例子是,凯库勒在睡梦中“得到”了苯环的结构)。其他人的存在只会抑制这个过程,因为创造的过程伴随着尴尬。每一个成功的创意背后都有成百上千失败的例子,你通常并不愿意将它们展现出来。

然而,把他们凑在一起开几个会也许仍然是可取的,但原因与创造性本身无关。

没有两个人的心理活动完全相同。一个人也许知道A,但不清楚B;另一个则正好相反。如果A和B能够合二为一,新创意就可能诞生了——尽管不一定很快。而且,相关信息的联系和组合可能不仅仅是A或者B这种独立的物体那么简单,而可能是A和B的组合,两者相辅相成。如果一个人提到了非常规的A-B组合,另一个人想到了非常规的A-C组合,两者结合出的A-B-C组合——两人都不能独自想到的组合——就很可能带来答案。

如何管理创造力?


对我来说,头脑风暴的目的并非是产生新创意,而是训练参与者既会分析事物也会组合事物,既知晓理论又能天马行空。

如何说服有创造力的人这么做呢?重中之重是提供给他们便捷的、放松的、广泛自由的讨论气氛。世界对“创造力”并不友好,在公众中标新立异则更加糟糕。即便公开地推测创新事物,也是令人担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只能想出不会被其他人反对的想法。

如果一个人对和他一起讨论的人的“愚蠢”想法毫不同情,其他人也许会噤若寒蝉。这个绝情的“天才”也许胸中丘壑无数,但他所造成的伤害与压制将超过他可能的贡献。对我来说,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应该愿意分享他们“愚蠢”的主意,并倾听他人的“白痴”之言。

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在会议上占据了过多的话语权,更善于表达或者明显更喜爱发号施令,他很可能接手了会议并让其他人处于仅仅是被动服从的状态。这种人本身可能是十分有用,但由于他压制了其他人的发挥,还不如让他独自工作。

讨论小组的最佳组员数量也许不应太高,我觉得不应该超过五人。组员数量多确实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但这也会造成等待发言时间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令人非常沮丧。让他们去参加一些不同主题的小型讨论会效果会更好,而非所有人都聚集起来参加大型会议(这可能会带来一些重复,虽然重复本身并非不可取,但这些人在会上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他们之间的相互启发)。

为了达到自由讨论的最佳目的,应该要营造不拘礼节的气氛。我觉得愉快地交谈、直呼对方名字,插科打诨和轻松的氛围都是很重要的——不在于这些事情本身如何,但人们会因此愿意一起参加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讨论会。我的建议是,在某人的家里举行类似的会议,或者就在餐厅的餐桌旁,都会比在会议室里更有作用。

也许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限制会来源于自身的责任感。划时代的伟大创新长来自这样一群人——教师、文员、小官员,乃至无业者——他们并不靠创新赚钱,但伟大的创新往往就是来自细枝末节处的灵感。

对我来说,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没想出好点子,拿不到薪水而抱持着内疚的心态,那他下一次也绝对想不出好点子。

创造力项目怎么做


你们的公司(指ARPA)依靠政府拨款来执行“头脑风暴”。想象一下,如果国会议员或者公众听说一帮科学家用政府的开支来相互恶作剧、浪费时间或者讲下流笑话,真会出一身冷汗。不过实际上,即便没人知道,一般科学家也有足够的公共良知不去宣扬这些事情。

因此我建议给与会人员一些闲职任务——撰写短小报告、总结阶段性结果或者对某些问题予以简要回答,使用项目资金来支持这些费用。本来花在开研讨会上的钱成了他们的工资,这样开研讨会相当于是没钱给他们的——这样就更容易创造轻松的气氛。

同时,我认为这些讨论会上不能没有指导者。必须有专人负责像心理分析师那样的角色。在我的理解里,心理分析师会通过询问正确的问题(干扰越小越好),让患者自己讨论他过去的生活方式,并引导他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对自身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与此同时,讨论会需要会话仲裁。他需要激励与会者、提出精准的问题、进行必要的解释,控制讨论的方向。仲裁不可能清楚地知道哪个问题是精准的,哪些解释是必要的,因而这将是一件困难的工作。

至于那些旨在激发创造力的“小工具”,我认为在讨论会里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如果与会者彻底放松、没有职责压力、讨论着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自然而不落俗套,他们自己就能创造出能激发讨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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