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打工人文学中,看到了白领阶层的分裂

举报 2020-10-28

作者:氟轻松,来源:牛头耿

01
作为文化景观的打工人

打工人文学快把我烦死了。

无论刷什么社交软件,都逃不过打工人热情的问候。即便想在网抑云静静,也不断有评论提醒我,这是一首打工人の曲,锦户亮则是日本打工文学的带头人。

我在打工人文学中,看到了白领阶层的分裂

显然,一个幽灵,一个打工人的幽灵在赛博世界游荡,而当下它正聚拢更多的打工魂。如果你还不知道当代工人运动的新方向,无疑已经被社会主义列车甩下了。

一个二十几岁,正在打工的人,往往通过自嘲慰藉生活。而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往往会组成打工人文学,成为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材料。

打工人眼里,一切历史都是打工史。躲在茶水间喝速溶咖啡的打工人,表面上独自危机,实际上在为失业后的自己积累打工文学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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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来源:微博@沈振麒

这股风也圆了艺人公关团队的下沉梦。#娱乐圈打工人图鉴#里,华晨宇是打工人,肖战是打工人,蔡徐坤也是打工人。 而当我老板也开始在朋友圈创作打工人文学时,显然,这成了文化景观。 


02
流动的文学盛宴 

这副景观很容易让人想起 90 年代泛着性压抑与海腥味的深圳打工文学。边缘人、城乡二元、身份认同的缺失及底层犯罪,其核心是悲剧。它导致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定深圳是一座罪恶之都。 今天的范雨素、陈年喜,以及 2014 年自杀的许立志,都是 90 年代打工文学未燃尽的余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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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微博@_DrugstorePerfume

但社交网络的打工狂欢与这门严肃传统无关,它是《民工进城防骗指南》与《保安日记》的变体。 

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但不敢迟到

因为迟到扣钱

早安!打工人 


打工人的口号比下乡刷标语的红军更妙趣四逸。“早安!”饱含阶级感情,又引经据典,让打工人连失败都败得那么漂亮。 

赛博时代的打工人文学不再对外,因为对外呼唤没人听,工友都在刷短视频。于是对内,自我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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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微博@爪赛赛

由于主体意识觉醒,阅读也成了灵魂跑路,以至于打工人看任何书都觉得在说自己。

 “《惶然录》也可以说是佩索阿创作的打工文学。” 

“不要打工。卡夫卡在变形记里说,一个雇员打工打久了,就变成一只虫,而家人没有关心他,就这样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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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微博@热心村民朱女士

只是当代人不再创作苦大仇深的打工文学,而是在文学经典中寻找打工人的精神乐园。 

这世上唯一的常量就是打工,我们每天都踩在打工的泥潭里,但有时候,打工要是没过了我们的腰或膝盖,那我们就得让自己抽身出来,然后继续打下一份工。— 保罗·奥斯特 

一个人往往能忍耐若干年,他俯首听命,忍受最残酷的压榨。可是有时候,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甚至什么都不为,却突然发作起来,像一个疯子。可打工人就是这样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在打工人文学中,看到了白领阶层的分裂

在这场流动的文学盛宴中,没有哪个打工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无产大陆的一部分。于是,理解代替判断,过去的倾轧化为 peace&love。 


03 
内卷、分裂与车间文化

“小时候我以为打工的意思,是背着蛇皮袋踏上绿皮火车去远方的工地,长大后发现只要是上班都叫打工,早安!打工人。” 


2019 年的互联网,快递员与白领还互相瞧不上,“阿里程序员穿特步相亲被拒绝”被媒体热炒。但 2020 年,你准能听见“都是打工人,谁也别瞧不起谁。”的调调。

 我在打工人文学中,看到了白领阶层的分裂

过去,工作中找不到意义的白领,会选择模仿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即通过消费找到意义。但当这种观念站不住脚,白领内部便分裂为精英(中产阶级)文化与车间(无产阶级)文化。 

中产阶级文化的特征是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文化上,他需要出入高雅的文化场所来显示自己的品味,经济上通过高消费维持声望,教育上搞学历崇拜。 

但这种文化的悖论是,你挣得越多,需要的就越多;而你一旦不挣钱,就会体验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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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单名媛不过是中产阶级焦虑的投射。与其说他们信仰的是人的特质,不如说是商业方法的客观规则。 

而车间文化有三个特征: 

第一,不再迷信学历。 

学校往往宣扬,个人努力才是阶级向上流动的真正原因。但越来越多的人即使上了 985,还是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直到他们在摸爬滚打中发现,阶级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经济景气、中上层位置的增加,而不是因为手里的文凭。 

更讽刺的是,文凭过剩导致柜员都只招研究生。这并不是说柜员的工作变得更具创造性,相反,它掩盖了研究生文凭的无意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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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博士拿着 8000 元的工资,除了耻辱他什么都感觉不到。而耻辱感并非来自工资,而是博士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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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对现实身份的认同,他会发展出一套对抗权威和主流评价体系的“反文化”,比如自称“five”(废物)或“打工人”。 

第二,对劳动意义的质疑。 

富人拼命工作,并不是出于新教伦理与工业文明所规训的工人伦理,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性伦理。正如王兴所宣扬的,为拓展人类未来的边界而工作。 

而穷人作为劳动力,他可以拼命地工作,也可以偷懒。作为资本家,他当然希望榨干员工的剩余价值,为此他会发展出一套名词学,用“管理培训生”、“资深”、“高级”、“激励”等字眼对前者施加影响。 

但只要前者说出,“我们打工人只想谈钱”,这些字眼就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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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对弱者武器的运用。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例举了 1970 年代,马来西亚农民为了逃税抗租,他们会用“嘲笑、粗野、讽刺、装糊涂、偷懒、不服从等小动作抵抗无法拒绝的不平等。” 

而工业社会中的打工人为了在劳动过程中赢得非正式的控制,则发展出了糊弄学,从糊弄领导到糊弄自己,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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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人阶级会把乖乖听资本家的人称为软耳朵(只会听从,不会表达),打工人从前叫它工贼,现在则叫奋斗逼。


04
回归社会主义传统 

“打工人”的流行并非恶俗。至少它意味着某种基于阶级,而不是基于消费的共同体意识。

“社畜”的“社”是株式会社,作为舶来词,它只能小范围地特指格子间的白领。“打工人”则回归社会主义传统,不管是检验员还是程序员,是量化分析师还是门店导购,它把体力与脑力工作者一网兜住,大家都是无产阶级。 

在古希腊,社会里的机械劳动都是由奴隶完成的,因为重复、繁琐及无意义的工作会摧残公民的心灵,使其无法适应道德实践。

所以,我们很难界定现代人是更聪明还是更愚蠢。毕竟我们用了很多年才明白古希腊人所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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